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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有际，思无涯。
2024
第6期
《天涯》新刊上市
新刊
上市
点击封面，马上下单
编者前言
2024年10月25日，《金庸译文：达蒙·鲁尼恩短篇小说选》《金庸译文：幸福婚姻讲座》在其故乡浙江嘉兴发布。这是金庸文学翻译作品在中国内地首次出版发行。
1946年至1949年间，金庸在浙江杭州《东南日报》《时与潮》半月刊、香港《大公报》等用本名、各种笔名发表大量译作，目前明确考证的有100多篇。
《金庸译文：达蒙·鲁尼恩短篇小说选》《金庸译文：幸福婚姻讲座》两本书中的作品都是金庸上个世纪在《大公报》工作时的译作。《金庸译文：达蒙·鲁尼恩短篇小说选》精彩再现了美国短篇小说怪才达蒙·鲁尼恩表纽约百老汇的江湖故事，《金庸译文：幸福婚姻讲座》则演绎了法兰西学院院士莫洛亚笔下关于幸福婚姻的思辨大戏。
《天涯》2024年第6期刊发了林遥的《翻译家金庸》一文，正是关注金庸作为翻译家的这个身份，梳理金庸的翻译与其武侠小说写作的内在联系。
力匕
翻译家金庸
林遥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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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22年，一本名为《谈心：与林青霞一起走过的十八年》的书，在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同时出版，作者金圣华，写她和大明星林青霞的友谊，以及彼此间关于阅读、写作、生活的心得体会。坊间肯定更熟悉明星，但在翻译领域，金圣华是学术界的名教授，远非“明星”可比。金圣华是法国巴黎索邦大学博士，香港中文大学的翻译系教授、荣誉院士及翻译学荣休讲座教授，另一社会职务是香港翻译学会荣休会长、荣誉会士。金圣华曾两度担任香港翻译学会的会长，为推动香港翻译工作做出了贡献。
按传统说部习惯，谈金圣华教授，算是“楔子”，为了引出香港翻译学会。2021年是香港翻译学会成立五十周年，因为疫情，学会举办了多场线上的系列讲座，在东亚地区颇具影响。五十年间，香港翻译学会一直活跃在香港文化领域，促进与翻译、语言和跨文化的交流。
倒退五十年，时维1971年10月6日，香港翻译学会成立，这是香港唯一的翻译学者和翻译专业人士组织，定期出版会刊《译讯》及学术期刊《翻译季刊》，出版翻译论文集及专著共十余种，设立了两个翻译奖学金。
查阅文献，关于香港翻译学会的历史，有这样一段描述：“1971年10月6日，‘香港翻译学会有限公司’在香港正式注册成立。七个月前，七位会员Louis Cha，T. C. Lai，Meng Ma，Stephen C. Soong，Alex H-H Sun，Philip S. Y. Sun和Siu-Kit Wong作为发起人，召开成立大会，旨在香港成立一个非营利的学术团体，以促进与中文翻译有关的标准、交流、出版和研究。这些发起人，包括六位杰出学者和一位著名武侠小说作家兼报纸出版家，他们秉持的坚定信念，铭刻于学会章程中。”
熟悉金庸生平的人，会立刻反应过来，Louis Cha，正是金庸的英文名字，其他六位，分别为：赖恬昌、马蒙、宋淇、孙鸿辉、孙绍英及黄兆杰，皆为香港地区著名的学者和翻译家。
香港传播学奠基人余也鲁，亦是翻译家、出版家，洵为香江学林翘楚，曾出版《余也鲁日记：夜记香港百天》一书，其阅历既丰，交游又广，在日记里写了不少香江学界的掌故，特别提到香港翻译学会成立，并言学会之发起宣言，即由金庸起草。岁月嬗递，文字难觅，不知昔日金庸怎样说明香港翻译学会的成立缘由，或许上面这段文字有可能就来自于金庸最初起草的宣言。对于七位发起人所秉持的信念，他们这样阐释：
提高翻译水准，协助中文及其他语言的翻译培训，鼓励学者投身重要著作的汉语和其他语种翻译，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促进文化交流，并以此目的：
（一）召开学会会议；
（二）出版书籍或期刊，赞助翻译方面的研究，举办专题会议和从事符合本会宗旨的其他活动；
（三）印刷、出版、出售、出借或分发本会会刊或报告。
金庸与其他六位学者相比，似乎距离翻译这个职业有些远，但寻觅金庸的早年经历，他对翻译一直情有独钟，这是不争的事实。金庸的一生除了写有武侠小说、新闻评论，还留下了大量翻译作品，可惜湮没在武侠和新闻两大光环下。
二
1945年2月20日，已是抗日战争的后期，一份《太平洋杂志》在大后方重庆创刊出版，封面上标注由太平洋出版社发行，社址在重庆弹子石大有巷四号，印刷为警声合作社印刷部，其地址为弹子石大佛段六十一号，二者相距不远。这份杂志非常短命，仅出版一期，创刊号亦即终刊号。
《太平洋杂志》有64页，内容包括时事、学术、文艺、翻译等文章，颇为充实，很能迎合不同读者的口味。这本杂志的编辑是查良镛，发行为张凤来。
1944年，金庸二十岁，因有游历外国的想法，遂产生了当外交官的理想，就读于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中央政治学校是国民党“党立的最高学府”，其前身是中央党务学校。这年上半年，大一学期结束，金庸的学习成绩名列全校第一，但到了秋天，他却不得不离开学校。他回忆这段往事时曾对严家炎教授说：“抗战后期我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念外交系，那个学校国民党控制很严，国民党特务学生把很多人看做‘异党分子’，甚至还乱打人。我因为不满意这种状况，学校当局就勒令我退学。”
金庸的浙江省立联初毕业照（后排右一为金庸）
失学的金庸想到了表兄蒋复璁。蒋复璁是海宁硖石人，军事家蒋百里的侄子，1940年，任国立中央图书馆的首任馆长。通过蒋复璁的关系，金庸进了国立中央图书馆阅览组工作，名义是干事，具体工作是登记借书和还书，上班时间为每天下午两点到晚上十点。这份工作薪水不高，仅够糊口，但在管理图书的同时，给了年轻的金庸一个大量阅读的机会，他集中读了大量西方小说，包括英文原著《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今译《艾凡赫》），并英法文互参读了《侠隐记》（今译《三个火枪手》）、《基度山恩仇记》（今译《基督山伯爵》）。
图书馆的工作任务不重，颇具生意头脑的金庸，萌发了办一份杂志的念头，他后来在《太平洋杂志》创刊号的“编后记”里，谈到了创办初衷：
我们在重庆，外埠的友人常会写信来说：“希望寄一些新的刊物给我们吧！”但寄什么给他们好呢？重庆好的刊物很多，但未必正合他们的需要。学政治经济的要一些资料；学文学的想看些最新的作品；学科学的想知道世界上科学进步到了什么地步。生活太无聊的要求些刺激；生活太紧张的人要求得到解脱。我们想到，应该有一本刊物能普遍地满足这种需要。于是我们着手筹备了，希望这是一本范围极广的刊物，希望这是一本能适合大众需要的刊物。
金庸对读者市场的需求极为敏锐。1939年12月，他十五岁，因同学张凤来、马胡蓥都有弟妹要投考初中，但找不到合适的参考书，于是搜集材料给他们作为参考。在此基础上，金庸编辑了《献给投考初中者》一书，于1940年5月出版，这是他的第一本书，问世一年，印刷20次，销量10万册，带来了丰厚的报酬，直到1949年3月，南光书店还在出版《献给投考初中者》，可见此书的长销程度。金庸若干年后回忆往事，对池田大作说：“我创办《明报》而得到成功，大概就源于这种洞悉读者心理的直觉能力。”
金庸觉察到读者的需求，于是拉上张凤来等三位同学，想要办一份杂志。穷学生哪里有钱，只能四处告借，筹措经费，所得不过杯水车薪。杂志最大的支出是印刷费，金庸后来找到重庆大东书局的老板，勉强答应赊账印刷一期。
重庆当时流行美国杂志《大西洋月刊》，这是一本文学和文化评论杂志，1857年11月创刊，至今仍在出版，在美国颇具影响力。据说，当年宋美龄很喜欢这本杂志，经常翻阅。金庸蹭了这个热度，为自己这本杂志取了个相似的刊名——《太平洋杂志》。
三
一期杂志需要的内容不少，作为新刊，稿源是个问题，但是从创刊号目录上的13篇文章来看，有《齐格菲防线大战记》《意大利投降内幕》这样关注世界战事的译文，也有《飞弹之谜》《最近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科普文章，还有文学类的《少年彼得的烦恼》《安娜与星罗王》等小说、散文等，做到了普遍满足读者的需要。金庸还以笔名“查理”发表了长篇小说《如花年华》首章，占了7页，约有9000字，这或许是金庸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可惜未完。
杂志中的文章以译文为主，目录上的译者除了“查理”，还有段一象、良莹、张捷、贾鼎治、王人秋、俞淬、马玮等。这其中，贾鼎治是中国现当代翻译家，1925年出生，新中国成立后任新华通讯社国际部译审，当时年少，正在重庆。其他翻译者的名字无从可考，考虑到金庸在中央图书馆的便利条件，以及出刊的紧迫时间，推测这些翻译者大多是金庸自己，他为了让读者感觉本刊实力强大，供稿者甚众，换了不同的“马甲”，《太平洋杂志》可称金庸最早的“译文集”。金庸利用国立中央图书馆的丰富资料，每天得空就翻译，下班后，又带着《英汉词典》，赶到同处两路口地区的美军俱乐部，抢译新到的外国报刊上的文章。他以查理为笔名，在“发刊词”里宣示了办刊的宗旨——传播知识，传播真、善、美：
一本理想的综合刊物，应该能够传播广博的知识，报道正确的消息，培养人们高尚的艺术兴趣与丰富的幽默感。真理、善良、美丽，都是十分宝贵的东西，为了要获得这些，几千年来不知道有多少人尽了终生的努力，甚至牺牲了生命。我们这本杂志，就是集拢这些美丽的东西献给你。渺小的蜜蜂从各种花朵里制出蜜来，我们希望这蜜是甜的。
愿望是美好的。《太平洋杂志》虽投读者所好，首印三千册，上市不久就销售一空，这给了金庸莫大鼓舞，他积极筹备第二期，结果因纸价飞涨，印刷方不肯继续赊账，理想输给了现实，杂志就此寿终正寝。
在杂志的最后一页，还有金庸为自己打的“广告”，除了杂志，他还要雄心勃勃出版翻译丛书，起手就是两套重量书：
一是大仲马《基度山伯爵》的全译本：
本社新书预告
世界文学不朽巨著
基度山伯爵（全译本）
大仲马原作
查良镛译
大仲马最精采（原文如此）之杰作，西洋流传最广之小说。
史蒂文孙说：“此书极度迷人，没有人能看了第一章而不一口气看到末一章。”
每个西洋人都知道基度山伯爵就像中国人知道关公和贾宝玉。
书中包含了一切使人兴奋的情节：爱情、战争、决斗、阴谋、复仇、报恩、越狱、自杀、假死、发疯、复辟、退位、党争、强盗、绑票、偷窃、结婚、得宝、炫富、化装、暗杀、航海、覆舟、纵火、赛马、比枪……
（原文如此）有：全身疯瘫用眼睛说话的老人。
为了儿子而毒杀四人的美妇。
与父亲信仰相反，活埋自己儿子的法官。
拿女儿当生意经的银行家……
译文流畅，语句美丽。
本书第一册在印刷中第一册实价二百五十元
欢迎预约及批销预约八折
出书后，预约者优先寄奉批销六五折
二是英文选集：
二十世纪英文选
俞杨等选编
1.所选各篇均为二十世纪之杰作，现代人应读现代英文。
2.作家为英美第一流文豪，如萧伯纳，拉斯金，威尔斯，马克吐温，高尔斯华绥，罗素，哈代，辛克莱，贾克伦敦，巴蕾，吉卜林等。
3.每作家选一代表作，自一文可窥见一文豪之作风。
4.每篇题材各个不同，抒情，议论，描写叙述等均有。
5.每篇长短相仿，均系精短可资背诵。
6.文首附有作家小传，及该文之地位。
7.篇末详细注释生字，难句，用于自修教科均极适宜。
从这两份书籍预告来看，金庸深谙读者的心理。我们今天关于文学，总有“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分野，文学的体裁愈加固化，评论家们对文学的价值，总有一种自信，认为“纯文学”在时间面前更具优势，“通俗文学”意味着流行一时，“纯文学”则更能永恒。可若真放在时间背景下考察，这个观点颇可商榷。雨果诞生两百周年时，法国的报章上有“谁还在阅读雨果”的疑问，但我绝不会怀疑，与他同一年出生的大仲马依然会有读者群。
电影《基度山恩仇记》（1961）中文海报
《基度山伯爵》的广告中，金庸使用了极为吸引人眼球的词语，也可见他已经下定决心翻译这部长篇小说。若读者不想读长篇，金庸亦很贴心，备有《二十世纪英文选》，著名作家的短篇作品，一次可以读完，还能用于背诵和学习。
金庸翻译的《基度山伯爵》计划出版多少册，无从可考，但第一册售价250元，价格不菲。当时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月薪560元，金庸的月薪仅有50元左右。抗战时期，民国政府发行的货币恶性通胀，重庆物价到抗战后期上涨了1560多倍。居住在重庆的老舍曾回忆，起初四川的东西便宜，“一角钱买十个很大的烧饼，一个铜板买一束鲜桂圆”，但从1940年起，物价几乎一天一倍的天天上涨。作家张恨水提到他初到重庆时肉价两角一斤，五年后肉价暴涨到三四十元一斤，他要同时创作七部小说，写小说的过程中还不时发表散文、杂文、评论等，以换取稿费养活一家人。
同期比较，一册《基度山伯爵》的文字量不会太少，可以推测金庸已完成了相当数量的译文，而他的生活境遇也可想而知。如果《太平洋杂志》能有后来《明报》的命运，金庸大抵第一部出版的小说就是翻译作品了，但时代和命运交织在一起，没有那么多“如果”。金庸彷徨无计之时，巧遇一位熟人，让他决定从国立中央图书馆辞职，就此离开了重庆。
四
1942年夏，金庸从衢州中学毕业，江浙沦陷，他前赴重庆报考大学，一路行经浙、赣、粤、桂、湘五省，至湖南时路费罄尽，正好中学同学王铎安的哥哥王侃在湘西泸溪办湖光农场，金庸遂寄居农场。湖光农场主要种植油桐树和油茶树，还建了苗圃，培育油桐树苗，金庸在这里半工半学，直到1943年夏，才考取中央政治学校。
1945年的春天，《太平洋杂志》第二期夭折，金庸对前途更为迷惘，恰好王侃来重庆办事，二人重逢，他再度邀请金庸帮他经营农场，重要的是，许诺如果经营有方，油桐树栽植成功后，将会资助金庸出国，这个条件让金庸颇为心动，便答应了下来。4月19日，金庸从国立中央图书馆离职，与当时已从中央大学休学的高中同学余兆文一道前往湘西农场。
湖南大学于1938年内迁至辰溪县，距离农场不远，金庸便想借读湖大，重续学业，于1945年8月8日，写信给湖南大学校长胡庶毕：“学生原籍浙江海宁……恳请先生准予在贵校借读以成生负笈后方之志……如蒙允许，生愿受严格之编级试验，或请准予暂在四年级第一学期试读，如成绩不及格可即予开除，但求能赐予一求学机会……自知所请于贵校规定或有未合，惟请先生体念陷区学生环境之特殊、情况之艰苦，准予通融借读或试读……”并备言自己为了求学，千里辗转，突破日军防线的艰辛经历。金庸言辞虽切，但校方未予通融，胡庶华校长于18日按有关规定签字批复：“关于借读需向教部请求分处，本校不能直接收容。”回绝了金庸的请求。
金庸多年后回忆自己寄居湘西的经历，称“那是在自己最穷困潦倒的时候”，彼时之失意，溢于言表。《笑傲江湖》中令狐冲抓青蛙吃等等细节，即是当时他饥饿的真实经历。如此困境，陪伴金庸的还是翻译。他从重庆离开时，带了一箱书，多为外文书籍，也许就是他准备编选《二十世纪英文选》的书籍原本，他在农场开始试译《诗经》，并计划编写一本《牛津袖珍字典》，可惜都未能完成。
湘西闭塞，抗战胜利的消息稍晚才传到金庸耳中，由于王侃的一再挽留，他直至1946年6月才离开湖南回到浙江。
金庸后来在和池田大作对谈时说：“我在1946年夏天就参加新闻工作，最初是在杭州的《东南日报》做记者兼收录英语国际新闻广播。”杭州《东南日报》于1927年3月12日创刊，1937年2月1日社址迁至杭州众安桥畔，大楼五层，是当时杭州的地标性建筑。《东南日报》是浙江地区有名大报，新中国成立后并入浙江日报社。不过进入东南日报社的时间，金庸记忆有误。浙江档案馆馆藏有东南日报社的全宗档案，其中有职工登记表、金庸签下的“东南日报社职工保证书”以及离开报社时的“辞呈”。按照职工登记表记载，他进社日期是“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亦即是1946年11月22日，介绍人是陈向平。
陈向平又名陈增善，1909年出生，1926年在宝山县立师范读书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抗战全面爆发后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陈向平担任《东南日报》副刊《笔垒》主编，1941年，陈向平从来稿中发现一篇散文《一事能狂便少年》，读后深为赞赏。这篇稿子出自正在读高中的金庸之手，二人相识后，结成了忘年交。金庸早期的一些散文多发于《笔垒》副刊。
《东南日报》分“云和版”与“南平版”，抗战胜利后，“云和版”回杭州出版，“南平版”则迁上海为总社。1946年，金庸回到家乡浙江海宁，风尘困顿，已无法继续求学，他想起陈向平，遂写了一封信：“……陈老师，还记得良镛载于《笔垒》的文章《一事能狂便少年》……良镛在湘西油茶农场年余，发展未果，故回浙江家中闲待。战争流离尚已结束，良镛思虑再三，欲在杭州谋一职糊口……”
陈向平接信后，向杭州《东南日报》总编辑汪远涵推荐了查良镛。汪远涵是浙江温州人，毕业于复旦大学，1939年和陈向平一同进入《东南日报》工作，从编辑一路做到总编辑。金庸初到编辑部，说是外勤记者，汪远涵给他安排的任务却是“翻译”，按“东南日报社职工保证书”上提供的说法“兹保证查良镛在贵社任记者兼收英文广播，工作服务期内，确能遵守社方一切规章，听从调度，谨慎奉公……”这份工作实则就是收听外国电台的英语广播，选择可用的翻译。金庸偶尔也会翻译一些英文报纸上的短文，以备报纸缺稿时使用。报社没有录音设备，这种国际新闻稿全靠直接收听后翻译，金庸晚上八点开始工作，边听边记，最后凭借记忆全文译出。
五
进入《东南日报》不久，1946年12月5日，金庸即在《东南日报》第三版上发表《英国最近的外交政策——艾德礼表示支持联合国》，这是金庸翻译伦敦《泰晤士报》记者斯蒂特的一篇稿子，署名“查良镛”。金庸出色的翻译水平，给汪远涵留下很好的印象。1988年，汪远涵与金庸通信时还提到这件事，印象深刻：“上海总社的陈向平先生介绍你来杭，做这份收听和翻译的工作……陈向平询问过你在《东南日报》的境况，我说你英文水平相当高，行文流利，下笔似不假思索，翻译特好。”
同学余兆文来杭州，对金庸的工作非常震惊：“外国电台广播，说话那么快，又只说一遍，无法核对，能听懂就已经很不错了，你怎么还能逐字逐句把它们直译下来？”金庸则解释：“一般说来，每段时间，国际上也只有那么几件大事，又多是有来龙去脉的，有连续性。必要时，写下有关的时间、地点、人名、数字，再注意听听有什么新的发展，总是八九不离十，不会有太大差错。”足见金庸在翻译上的功力和严谨态度。
金庸在《东南日报》工作不到一年，在这期间作为外勤记者写了些访问文章，还在《东南日报》副刊《东南风》和《东南周末》主持“信不信由你”“咪咪博士答客问”栏目，其他主要是译文。这些译文除在《东南日报》发表，也刊登于上海的《时与潮》杂志，比如《西伯利亚的神秘城》《苏联也能制造原子弹》《五国和约的检讨》等等，除了署本名查良镛，也使用了“查理”“白香光”“香光”等笔名。
1947年的六七月间，上海的《大公报》公开招聘三名翻译，金庸看到消息后报了名。当时《大公报》在新闻界如日中天，待遇高、收入稳定，因此应聘人数达到109名。《大公报》最后选了10人进入笔试，金庸幸运位列其中。笔试试题由《大公报》翻译主任杨历樵拟定，并最终由他阅卷打分。“试题英文电报一，社论一，译为中文。”金庸只用了65分钟就第一个交卷，随后，他顺利通过了口试。不得不说，金庸的翻译功底和《东南日报》的报业经历起了关键作用，他成为第一个被录用者。
当时金庸的堂兄查良鉴任上海市法院院长，并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做兼职教授，通过这层关系，以及中央政治学校的学历，金庸在上海停留期间，进入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插班修习国际法，继续未完成的大学学业。10月6日，金庸以此为由，向东南日报社申请“准予赐请长假”，“拟至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研究两年”。第一次的报告批有“慰留”字样，他于同日再次递交申请，眼见他去意已定，报社“勉予照准”。10月底，金庸进入上海《大公报》工作。
金庸在《大公报》是夜班，白天在东吴大学完成学业。他在上海《大公报》工作时，发表了很多关于国际社会新闻或人物的评论文章，译文颇多，除了《大公报》，金庸还在《时与潮》杂志兼职编辑。
《时与潮》杂志专门报导国际问题，也评论国内新闻事件，1938年在武汉创刊，8月即迁重庆，抗战期间坚持出版，是大后方最畅销的刊物之一。台湾学者齐邦媛的《巨流河》回忆抗战时期的“人和事”，特别说到《时与潮》：“在那个时代，那样遥远的内陆山城，《时与潮》是很受欢迎的刊物，政府与民间都很重视，几乎每次出刊立即销售一空。许多人说那是水深火热的战线后面的一扇窗户，让我们看到外面的世界。”抗战胜利后，《时与潮》曾停刊，后于1946年12月在上海复刊。
《时与潮》以“报导时代潮流，沟通中西文化”为宗旨，实则主要从日本、英国、美国等公开出版的杂志上，选译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文章。金庸本人几乎没有在公开场合提过自己在《时与潮》的这段兼职经历，只能从《时与潮》上发表的大部分的译文和编辑署名有所窥见。仅1947年11月1日，金庸就在《时与潮》半月刊第二十八卷第六期发表《苏联陆地战略的秘密》《如何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莫洛托夫的左右手》，同日，在《时与潮副刊》第八卷第五期发表译文《SVP——万能服务处》《电脑》《了解你的头发》《铝是一种新药吗？》。在《时与潮》半月刊发表译文最多的一期，是1947年12月16日的第二十九卷第三期：《资本主义与世界和平》《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巴勒斯坦怎么分治》《法国饥馑的原因》，一口气连登四篇。
1947年12月1日，《时与潮》编辑部从上海市长春路392号迁到梵皇渡路（今万航渡路）618号，这是一幢气派的花园洋房，俗称“小白楼”。《时与潮》的总编辑邓莲溪因是国民党立法委员，占据了这处洋房，作为编辑部。
邓莲溪之所以请名不见经传的金庸来当《时与潮》半月刊的主编，其实不过让他一个人独立担负编辑、发稿任务。当时老同学余兆文去上海探望金庸，看见编辑部设在楼下一间豪华小客厅，楼上有很多客房，但金庸却栖身在一处阁楼中，可见当时金庸在邓莲溪心目中的位置。
金庸也对老同学余兆文说：“不瞒你说，我为《时与潮》杂志曾经翻译过一些文章，他们大概是看中了我动作快这个特点吧。在杭州《东南日报》工作时，我一收到这里寄去的原文稿件，看一遍后就着手翻译。一篇一两千字的文章，我两个小时就脱稿了，既不需要誊写，也不需要修改，所以当天就把译文寄给他们。这样翻译了一段时间后，不知是什么原因，《时与潮》杂志社就来信说要聘请我做杂志的主编。”
邓莲溪1949年1月27日殁于“太平轮”事件，《时与潮》杂志也在1949年2月停刊。今日“小白楼”仍在，属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一部分，听说未来将成为上海动漫产业园区。世事沧桑，莫可预料。
六
金庸在上海《大公报》工作至1948年3月，他草草结束了在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学业，前往香港。3月15日，《大公报》港版复刊，急需一名翻译，原定张契尼去，但他因太太临盆，不能前往，报社派二十四岁的金庸南下香港补缺。金庸原想短暂停留，却没有想到命运难测，他这一去，毕生的事业和荣光就留在了那里。
《大公报》港版复刊后，没有自己的办公地点，租用的是《新生晚报》的二楼，地址位于中环的利源东街15号，这里一切简陋，工作辛苦。金庸继续翻译电讯，担任国际新闻版的编辑，协助编辑国际新闻版。《大公报》宿舍是普通的四层旧楼，位于中环坚道赞善里8号楼，距离利源东街隔两条街，走路只需十来分钟，金庸中午吃饭，下午睡觉，晚上工作。除了新闻类的译文，他用“镛”的笔名还翻译了一部长篇自传《我怎样成为拳王——乔路易自传》，从1948年12月10日连载至1949年3月16日，共47期，连载开始前，有一段小引，估计为金庸所加：“本文于十一月八日起在美国《生活画报》刊载，是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乔路易的生活史，叙述他怎样从一个农奴的家庭中生长为世界闻名的拳王，其中包括许多拳击中的要诀。”
1949年6月，一个名叫陈文统的广西青年从岭南大学毕业，前往香港求职。语言学家王力给他写了一封送交《新生晚报》的推荐信，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则推荐他去见香港《大公报》的总负责人李侠文。陈文统先去《新生晚报》，结果被婉拒，他又去见李侠文，所幸李侠文也是岭南大学出身，看了陈序经的信，答允下来。数日之后，陈文统收到了参加测试的通知。
考试的主考官是金庸，他给陈文统出的题目是翻译新闻稿件，总共三条：一条是中文译英文，另两条分别是路透社和法新社的英文稿，需要译成中文。
这个题目不算很难，陈文统有所准备，记熟了专用单词，答了一小时便交了卷。金庸后来回忆：“当时的主编辑李侠文先生委托我做主考。我觉得文统兄的英文合格，就录取了，没想到他的中文比英文好得多（他的中文好得可以做我老师）。”陈文统顺利进入《大公报》，最初也在编译组，负责翻译国外通讯社发来的英文电讯稿件，成为金庸的同事，只是他的译文太重文采，常常超出原意，大都上不了国际版的头条。当然，后来陈文统写武侠小说，笔名梁羽生，香港新派武侠小说两大宗师就这样结识了。梁羽生和金庸共同掀开了香港新派武侠小说的大幕，推动新派武侠小说跃上历史舞台，但两人的性格与理想全然不同，金庸强调个人主义，国际化的阅读为他的小说带来了人物内心的体悟，而梁羽生雅善辞藻，注重集体主义，这些从二人对待译文的态度上就可以窥见苗头，却都没有脱离时代给予他们的烙印。
金庸和梁羽生
金庸在《大公报》一直工作到1958年，在这期间，他翻译的作品除了国际电讯，主要集中在几类：其一，是长篇的新闻的报道，比如以“乐宜”为笔名翻译的美国记者贾克·贝尔登的长篇纪实《中国震撼着世界》，从1950年到1951年9月20日，连载于《新晚报》，由香港文宗出版社结集出版，分上下两册，1952年3月初版两千册，3个月后再版，又印一千册。他还翻译了美国《星期六晚邮报》上的《朝鲜美军被俘记》，同样在《新晚报》上分8期连载。1952年1月到6月5日，翻译了英国记者R.汤姆逊撰写的长篇报道《朝鲜血战内幕》，也由香港文宗出版社结集出版。其二，是文艺评析，他以“子畅”为笔名，翻译了美国剧作家J.劳逊的《美国电影分析》86篇，1954年7月18日至10月20日，连载于《大公报》，此外，还有《荷里活的男主角》《论〈码头风云〉》《我怎样学舞》等文章。其三，是生活情感和社科哲思，比如以“子畅”为笔名翻译的法国作家莫洛亚的《幸福婚姻讲座》等。
金庸翻译法国作家莫洛亚的《幸福婚姻讲座》
翻译这类文字之余，金庸心中仍然没有忘记小说。当年在《太平洋杂志》创刊号上，金庸已尝试撰写篇幅长一些的小说，也开始翻译《基度山伯爵》。翻译小说不同于其他社科译文，首要就是文学性，要求译者本身有相当的文学修养，才能为其他语种的读者揭开原作者的神秘面纱，这种字斟句酌，无疑是个艰难的过程。
七
金庸曾和梁羽生、百剑堂主陈凡一起在《大公报》上开过“三剑楼随笔”的专栏，三人轮流“坐庄”，1956年12月26日，轮到金庸，他写了篇《圣诞节杂感》，后来很多研究者提到这篇文章，注意到的多为金庸父亲在他读中学时，为他买了一本狄更斯的《圣诞述异》，其实文中金庸特别提到了自己翻译小说：
我曾译过美国短篇小说家丹蒙·伦扬的那篇《圣诞老人》。故事是说一个善心的强盗劫了一批珠宝，去放在他爱人老祖母的圣诞袜子里。这位老太太快要死了，她一生都相信圣诞老人会在她的袜子里装进些礼物，在临终之前，这愿望终于达到了。这个强盗由于穿了圣诞老人的服装，埋伏着要打死他的敌党竟然没有认出他来，因而逃得了性命。这是一篇惊险而滑稽的故事，但在人物的内心，蕴藏着善良和温柔。
丹蒙·伦扬（Damon Runyon）是谁呢？这个名字现在通译为达蒙·鲁尼恩，1946年逝世，美国新闻记者、短篇小说作家，旧书网上可以搜到他的书，不过没有中文译本。达蒙·鲁尼恩出身美国的一个新闻世家，祖父和父亲都是报商。1898年，他参军服役，经历过美西战争，退役后给多家报纸写稿，后来作为体育记者写了很多棒球比赛的文章，深受欢迎。1967年，他去世二十一年后，还被列入了棒球名人堂。
鲁尼恩为人仗义，荡检逾闲，赌博、酗酒、吸烟、婚内出轨样样不缺，其赌品不佳，喜欢打听内幕消息下注，赛马是他写作中的主题。美国富兰克林图书馆的世界最伟大作家系列1979年收录了他的小说集《红男绿女》。富兰克林图书馆多是出版世界经典、美国经典、普利策获奖等系列丛书，早期代表了当时书籍装帧印刷艺术的天花板，成品全真皮装帧，竹节书脊，内文为无酸厚道林纸，配以精美插图，三面全金口，前后扉页真丝缎面，缎带书签；必须一订一整套，先交钱后发书，大概一月一本，读者要五到八年才能集齐整套书。在20世纪70年代，一本订价高达28美元到45美元，极为昂贵，是无数藏书者垂涎的对象。鲁尼恩能入选其中，虽不如德莱塞、海明威、威廉·福克纳有名，却足证其在美国文坛中的地位。
金庸最早翻译鲁尼恩的小说，现可考证的是短篇小说《记者之妻》，1948年9月6日开始连载，达蒙·鲁尼恩译为冷扬，译者署名白香光，这是由赵跃利《金庸笔名知多少》一文最先考证出来，后来严晓星《金庸年谱简编》也采用了这个说法。这篇小说曾引起了读者兴趣，1948年9月14日《大公报》第七版“大众顾问”栏目中，有读者来信询问：“编者先生：近日见贵报大公园刊登《记者之妻》一文，内容非常精彩，兹请问一冷扬是何国人，其生平如何？他的作品是不是都同《记者之妻》那样差不？二白香光是谁？是先生呢还是小姐？有名的还是没名的？三这篇登完之后（因写短篇小说，大约不长吧），还能再登其他类似的么？”报纸答曰：“一冷扬是美国现代最知名的幽默作家，他曾做过近二十年的警察局消息记者，对美国的下层阶级很熟悉；他的作品都是以幽默的笔调，俚俗的口语来描写黑暗社会人物的人性。二白香光是先生，他还年轻，未享盛名，但在我们看来，他对英文的了解程度以及他翻笔的流畅，比时下知名之士并不差。三这篇已登完，还会登类似的。”嗣后1948年11月23到28日，再次刊登了鲁尼恩的小说《会一会总统》，译者署名还是白香光。
金庸翻译鲁尼恩小说似不在少数，他曾以温华篆为笔名，在《新晚报》上连载了《马场经纪》《神枪大盗》《开夹万专家》《超等大脚》四篇。1956年4月，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了一部“滑稽讽刺小说”，书名《最厉害的家伙》，封面写明“丹蒙·伦扬作”“金庸译”，这本集子收录了七篇小说，依次为：《吃饭比赛》《柠檬少爷》《记者之妻》《十二枪将》《最厉害的家伙》《超等大脚》《恋爱之王》。小说集里没有前面提到过的《圣诞老人》《会一会总统》《马场经纪》《神枪大盗》《开夹万专家》，却有《超等大脚》。可以推测，金庸翻译鲁尼恩的小说不会是只有十二篇，若仅只十二篇，似没有理由遗漏，这应是一本译著精选，更多篇章可能以不同的笔名散落在其他报纸。
金庸翻译鲁尼恩的小说集
小说集《最厉害的家伙》中的七篇后来重载刊行过。1981年3月1日，金庸的武侠小说《连城诀》在《南洋商报》的副刊《小说天地》连载结束，随即连载“滑稽讽刺小说”系列，署名“D. 伦扬著”“金庸译”，内容就是《最厉害的家伙》一书的七篇小说，连载顺序都一样。
今天我们得以看到这七篇小说的原文，是2016年7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了“香港当代作家作品选集”系列丛书，共计21册，其中《金庸卷》由金庸的秘书李以建编，收入金庸的武侠小说（节选）、散文、社评、政论、诗词、翻译、学术等文字，翻译部分收录的就是这七篇小说。彼时金庸在世，当是经过了首肯。七篇的次序有所调整：《柠檬少爷》《记者之妻》《吃饭比赛》《最厉害的家伙》《十二枪将》《超等大脚》《恋爱大王》。
八
鲁尼恩的笔下多为小人物，赌徒、妓女、黑帮分子等，往往以纽约都市为背景，热衷于讲述边缘人物偷奸耍滑、鬼鬼祟祟、投机取巧的故事，笔调轻松，让人忍俊不禁，情节曲折，结局出人意料。
比如《最厉害的家伙》这篇，能被选做书名，显示出金庸对其的喜爱。故事讲述了“我”和铁锈查理在一个星期三晚上发生的事。“我”血压高了，医生却劝“我”要平静生活，否则一定会完蛋。“我”交了十元诊费后，出来碰到了铁锈查理。在“我”眼里，铁锈查理是世上最厉害的人，比如他讨厌一个人的帽子，会直接开枪打死，如果不开枪，就用刀子刺，总之这是一个极其暴力的恶棍，“他所以没有入狱，惟一的原因是他刚刚从监狱中出来，当局还没有时间想法子再把他关进去”。“我”很担心自己的血压，不想和他混在一起，但是又不敢惹他，在他的胁迫下去抢了弥敦·底特律和猪猡伊凯的赌场，还在布希米亚夜总会打了四个警察。这一晚“我”吓得血压都要爆掉，又不敢离开。铁锈查理为了表示对“我”的不离不弃，邀请“我”去他家吃早餐，让他老婆做火腿鸡蛋。“我”想他老婆的生活一定苦得不得了，没想到进了门，看到铁锈查理的老婆身材异常矮小，他老婆二话不说，拿起棒球棍就打他，让人大跌眼镜的是，恶棍铁锈查理被老婆揍了，却说：“平平气，小嘟嘟，等一下，甜心。”“我”最终也被他老婆用棒球棍打了头，冲下楼后，铁锈查理老婆还扔了块砖头，打在“我”后脑上，肿起了一大包。第二天去看医生时，医生量了血压说：“你的血压现在已经低于正常的标准了，你看，你好好休息一晚有这样大的功效。诊费十元。”
我一直以为鲁尼恩的小说在内地没有中文译本，结果“啄木鸟杂志”公众号2022年10月14日发布了一篇翻译小说，作者正是达蒙·鲁尼恩，叫做《一个十分危险的人》，大致讲的是一个小镇来了个叫摩根·约翰逊的年轻人，因为长相凶恶，脸上有伤，所以大家都说他是个危险的人。渐渐的镇上的人都这样传说，并且说他脸上的伤是在纽约和十个歹徒打架留下的，后来这个人数甚至上升到了二十个人，但是有一天，一个喝醉的牧羊人拿着刀威胁摩根，结果摩根转身就逃跑了，再没有回来。
从上面提到的两篇小说内容，以管窥豹，约略可以看出鲁尼恩小说的特点，这种“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写法，类似于不停翻包袱，有些相声“三翻四抖”的感觉，语言诙谐和幽默，难怪金庸将其定名为“滑稽讽刺小说”。金庸在《最厉害的家伙》的“译者后记”特别说：“伦扬的文笔非常奇特，全部没有过去式，而俚语之多之怪，在美国作家中也是罕有的。”金庸为了保留这个特点，在翻译过程当中使用了颇多粤语方言，比如贴士（tips，内幕消息、提示消息），温拿（winner，胜利者，赢家），契弟（骂人话，约等于混蛋），瓜直（也有写作瓜咗，死亡）等，这些语言的使用，颇能赢得香港读者的亲近感，也贴合原作。
鲁尼恩的小说富于戏剧性，具有电影的风格，事实上，他的小说有十多部都被改编为电影，比如秀兰·邓波儿主演的喜剧电影《小麻烦》，原著就是达蒙·鲁尼恩的小说。
秀兰·邓波儿主演根据达蒙·鲁尼恩小说改编的电影《小麻烦》（1934）剧照
《最厉害的家伙》一书有两个细节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出版时间1956年4月；二是出版者三育图书文具公司。
1955年2月8日，金庸撰写的《书剑恩仇录》在其供职的《新晚报》连载，此前的1952年，金庸从《大公报》调至《新晚报》编副刊“下午茶座”栏目。《新晚报》属《大公报》旗下，最早是为了刊登报导朝鲜战争消息而成立。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香港《大公报》即公开宣布：“自本日起，遵令正式实行公元。”报头从“中华民国三十八年”改为“公元一九四九年”，明确其拥共爱国立场，一直位列香港左派报纸首席。当时香港左派报纸如《大公报》《文汇报》等一般不采用外国通讯社稿件，而新华社稿件来得太慢，所以就办了一份相对中立的报纸《新晚报》，便于刊登外社消息。
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于1954年1月20日在《新晚报》连载，至1954年8月1日结束，紧接着又从1954年8月11日连载《草莽龙蛇传》直到1955年2月5日。梁羽生觉得自己的理想是新文学，不想再写，就向总编辑罗孚推荐了金庸，遂有了《书剑恩仇录》出世。至于后来梁羽生却不过老东家情面，只得从1955年2月15日开始为《大公报》撰写《七剑下天山》，嗣后成为代表作，当时谁也料想不到。
《新晚报》在1955年2月7日的头版头条宣布：“‘天方夜谈’明天起增加两个新的连载：其一是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另一是贝嘉先生间谍小说《她死在第二次》，紧张曲折，引人入胜，看过便知，请为留意！”
金庸和梁羽生武侠小说的风行，促进了《新晚报》的发行。当时香港地区同属左派阵营的报纸副刊，一般少用社会来稿，多由各报编辑提供，一来内容可靠，二来亦可在稿费上有所补贴自己的编辑。1955年底，同样具有拥共立场的《香港商报》总编辑张学孔和副刊主编李沙威找到梁羽生，希望他也为《香港商报》供稿，“但梁回复是：‘我是搞新文学的，开这个笔，只算是向报馆的一个交代，一之为甚，其可再乎！’（大意）他是不答应了，商报转约金庸上阵”。此时金庸从《新晚报》调回《大公报》当副刊编辑，李沙威就转请金庸为副刊《说月》写一部武侠小说。金庸的《书剑恩仇录》共连载575期，完结时间是1956年9月5日，当时尚在连载中。金庸答应了李沙威，从1956年1月1日撰写他的第二部武侠小说《碧血剑》，一直连载到当年12月31日结束，时间整整一年。这个过于巧合的时间，显然来自双方之间曾有的约定，这可能也是《碧血剑》草草收场的原因。这种做法无疑伤害了小说的整体布局，金庸后来在《碧血剑》上的修订，花费心力最多，但仍是其小说中质量不高的一部。
至于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则是金庸小说连载之后，他最早授权出版单行本的出版社。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的金庸小说，主要是金庸创办《明报》前发表的《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和《射雕英雄传》，另外一部《雪山飞狐》是否得到授权，一直有争议。坊间有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的《雪山飞狐》存在，但是金庸予以否认。在1959年8月，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射雕英雄传》第十六集版权页上，有一段“作者郑重启事”：“本人所撰武侠小说，全部仅《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射雕英雄传》《雪山飞狐》《神雕侠侣》五种，均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此外并无其他著作。”究竟这段文字的确是金庸声明，还是出版社自为，暂无考证，若是金庸同意的话，那么金庸可能准备将所有面世的小说都交予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彼此合作应是愉快的。
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的《射雕英雄传》连载版第五集末页，亦可见金庸作品的广告：“本公司发行金庸先生著作……”除《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和《射雕英雄传》，就有《最厉害的家伙》，金庸译，标价一册一元八角。
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56年4月出版的金庸翻译小说集《最厉害的家伙》，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双方的合作关系，金庸亲自授权当无疑问。这个时间段，金庸在撰写《书剑恩仇录》和《碧血剑》两部小说，恰和翻译鲁尼恩的小说的出版同期，同属金庸小说写作的起步阶段。
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总编辑、学者孙立川在《香港当代作家作品选集·金庸卷》出版时特别提到：“金庸的武侠小说之所以不同凡响，得益于金庸对中国传统小说与历史的深刻理解，也与他深厚的西方文学艺术修养有关。比如，他的武侠小说，采用的是中国传统小说形式，但环环相扣、引人入胜的情节设计，则与他对西方小说的大量阅读与翻译及对西方电影的熟稔不无关系。”
金庸对鲁尼恩小说的持续翻译，不能不说是一种偏爱，或者金庸当时翻译鲁尼恩小说的目的，就是在为自己创作小说进行揣摩学习。金庸在《最厉害的家伙》“译者后记”中特别夸赞鲁尼恩“是美国小说界的一个怪才，他所写的小说独树一帜，别出心裁，常有意想不到之奇”。鲁尼恩小说的戏剧性与传奇性，可以对应中国的武侠小说，鲁尼恩笔下出现的黑道人物，亦可对应武侠小说里的江湖草莽。《碧血剑》中袁承志以牧童身份出场一段，不难看出受鲁尼恩小说的影响。金庸武侠小说中出现的轻松幽默、诙谐调侃的笔调，以及对笔下人物性格和行为的刻画，显然亦能在鲁尼恩的小说中觅到隐藏的蛛丝马迹。两人都从事报业新闻工作，叙事的节奏上也可找到相同点。具体到更深入的研究，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发现更多金庸翻译的鲁尼恩小说，也期盼更多鲁尼恩的小说的中文译本进入中国。
九
我手头有一册名为《情侠血仇记》的长篇小说复刻本，虽非原书，但可以完整看到书的全貌。封面书名为手写体，重要的是落有“金庸译”，从字体上看极似金庸亲笔所书，书脊上写有“远东书报公司发行”，封底有一方细白文篆刻印章“艺文出版公司文艺丛书”。
翻开版权页：
情侠血仇记（全册）
翻译：金庸
出版：野马小说杂志出版社
香港渣菲道第399号4楼
发行：胡敏生记书报社
香港湾仔洋船街第32号
承印：联发印务
香港筲箕湾道196号
定价：港币三元八角
书脊上的远东书报公司不见了，发行为胡敏生记书报社，全书三百七十四页，很厚的一本书了。
胡敏生记书报社也作胡敏生书报社，其实就是邝拾记书报局的副牌出版社，负责邝拾记书报局的海外发行任务，实质上“两块牌子一套人马”。邝拾记书报局出版发行金庸的武侠小说，大致从1959年5月20日《明报》创刊，《神雕侠侣》连载后一周开始。金庸初期有过“一女两嫁”的计划。《明报》1959年7月18日《神雕侠侣》第60期文末答读者问：“张明先生：《神雕侠侣》第一集的正版本正在整理中，仍将由三育图书公司出版。”第二天的第61期，又有：“宝宫先生：《神雕侠侣》之正版本即将由三育图书公司出版，普及版之薄本及厚本，均已由邝拾记报局出版。你欲补阅前文，可就近购阅。”
在这段话里，涉及金庸小说版本的两个概念——“正版本”和“普及版”。所谓“普及版”的薄本和厚本，是指金庸小说每日连载后，随刊随印而成的小册子。薄本是将七天连载的内容合成四回印刷出版，大概四回合成一集是为厚本。“正版本”则是金庸在“普及版”的基础上，经过文字修订后出版的版本。金庸极有可能是想让邝拾记书报局随着《明报》的发行出版“普及版”，再将文字校对后交给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正式版本。
金庸选择邝拾记书报局，因其是《明报》的发行总代理，一客不烦二主，但三育图书文具公司是老熟人，一向合作愉快，所以他可能想如此兼顾。可惜这个想法无疾而终，极有可能是邝拾记书报局的反对，此后，金庸的《神雕侠侣》《飞狐外传》《鸳鸯刀》《倚天屠龙记》《白马啸西风》《天龙八部》《素心剑》（即《连城诀》）《侠客行》，皆由邝拾记书报局出版或发行。
邝拾记书报局与金庸的合作至1967年。邝拾记老板邝拾与金庸政治立场不合，终止合作。这里又涉及了三家出版发行机构，“出版”和“发行”有分有合。按时间顺序，《神雕侠侣》《飞狐外传》是邝拾记书报局出版、发行“一肩挑”，《鸳鸯刀》由胡敏生书报社出版发行，《倚天屠龙记》之后的几部书，由武史出版社出版、邝拾记书报局发行。武史出版社是《明报》的出版社，金庸为出版发行《武侠与历史》杂志而设立，发行还是交给邝拾记书报局。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解释金庸与邝拾记书报局、胡敏生记书报社的渊源，据此可以看出“胡敏生”不会发行伪造金庸的译作，这本书是金庸的长篇小说译作无疑。出版者野马小说杂志出版社也可从侧面证明，金庸最早想自立门户，创办的并非《明报》，而是小说杂志，计划十天一本，名字就叫做《野马》。《野马》源自《庄子》：“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息相吹也。”取其“很自由、有云雾飘渺”之意。金庸一直很尊崇英国哲学家罗素自由、反战的理念，在他看来，“野马”象征一种自由的精神。1959年3月，金庸和沈宝新还将这个名字进行了注册，只是后来听从报贩的建议，改为报纸。办小说杂志的愿望，金庸始终没有熄灭，1962年8月15日，他推出了小说杂志《野马》，出版至1969年停刊。
金庸翻译的《情侠血仇记》
《情侠血仇记》一书的版权页看不到出版时间，但从小说杂志《野马》存在时间来看，应在1962至1969年之间。小说杂志《野马》出版社似计划出版一系列文艺小说，《情侠血仇记》书后有“新书介绍”，其中列有台湾女作家郭良蕙的代表作《遥远的路》等十二种书。《遥远的路》由台湾高雄长城出版社出版，时间为1962年，是当时的畅销小说，如果进一步缩小范围，《情侠血仇记》出版时间极大可能也在1962至1963年之间。
香港邝启东先生是金庸小说版本收藏的大家，他出版有《另类金庸》一书，在书中特别收录了一段关于《情侠血仇记》的记载，辑有《野马》创刊号的书影。这份珍贵的小说杂志创刊号，据邝启东先生介绍，由马来西亚的萧永龙先生收藏，创刊号的头条便是金庸翻译的《情侠血仇记》，特别说明“最佳西洋武侠小说”。
《情侠血仇记》后面紧跟着就是著名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一个短篇小说，小说名为《怪梦》，大侦探波洛的故事，今译为《梦》。这期小说多以侦探和悬疑类型为主，也可窥见金庸对这本杂志读者群的定位。
《情侠血仇记》名字很武侠，说是译作，却未在书上写明原作者，且试看开篇第一段：
一五七八年，人们庆祝“忏悔星期日”已罢，街上喜庆欢乐的声音刚消逝，一所华邸之中的大宴便即开始，这所华邸是著名的蒙芒西家族所新建，在河之对岸，和罗浮宫斜斜相对，蒙芒西家族和法国王族有姻戚之谊，贵盛有若王公。在公宴之后再举行这次家宴，那是为了庆祝桑洛克和白尚妮的婚礼，新郎是法王亨利三世的宠臣，而新娘则是法国元帅白里萨的女儿。
读者面前徐徐展开一幅法国的历史画卷，时间、地点、人物纷纷登场。这并非很偏门的小说，熟悉西方文学的读者，看到亨利三世的名字，估计已经猜到了，这是大仲马的小说《蒙梭罗夫人》。
《蒙梭罗夫人》的故事在《玛戈王后》和《四十五卫士》之间，三部小说合称三部曲，以法国瓦卢瓦王朝“三亨利之战”为故事背景，大历史是十六世纪法国宗教战争期间的宫廷斗争。这场战争来源自十六世纪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最终演化为一场耗时三十多年的内战，从1562年起，大约持续到1598年，大战八次，小战不断，个中人物关系错综复杂。
《玛戈王后》故事发生时间约为1572年到1574年查理九世去世；《蒙梭罗夫人》故事发生时间在1578年，即查理九世去世、亨利三世即位后的第四年。《四十五卫士》的故事发生在《蒙梭罗夫人》的故事七年后。这个时间段相当于中国明代万历年间，明朝士大夫正在末世狂歌，远方的法国宫廷正斗得一团糟。
大仲马有句名言：“历史是什么？是一个钉子，一个用来挂我的小说的钉子。”“三亨利之战”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权力倾轧，为大仲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想象空间。1994年，法国导演帕特里斯·夏侯拍摄的电影《玛戈王后》，直接改编自大仲马的同名小说，拿奖拿到手软，时至今日仍然评分极高，可见大仲马这个系列故事的精彩。
《蒙梭罗夫人》有真实的历史背景，有权力和背叛，有爱情和阴谋，有嫉妒，也有贪婪，有刀光剑影的决斗，也有花前月下的浪漫，有慷慨的英雄，也有阴险的小人……可以说，你能想到传奇小说里一切想要的元素，这本书全都写到了。金庸选择翻译《蒙梭罗夫人》的原因可能亦在于此。《蒙梭罗夫人》的故事一条主线为亨利三世的弟弟安茹公爵（即《玛戈王后》中的阿朗松公爵，受封安茹采地后称安茹公爵）窥伺王位，暗中针对亨利三世开展阴谋活动；另一条主线为安茹公爵手下勇士比西与狄安娜的爱情，狄安娜又被王家犬猎队队长蒙梭罗欺骗，成为了他的夫人，同时，安茹公爵也觊觎狄安娜的美貌，形成了四角恋，贯穿于整本书中。
这个故事并非大仲马第一次写作，其核心内容来自他在1829年创作的戏剧处女作《亨利三世及其宫廷》，这部戏剧比雨果的《欧那尼》还早一年，浪漫主义挑战古典主义的“三一律”，演出后轰动巴黎，也让大仲马一举成名。
十
金庸翻译的这本长篇小说，大异于其他版本的译本。原书共九十八章，金庸则合并为二十章，并且略去了回目。小说杂志《野马》创刊号上，连载时却有回目，比如第一章为“婚宴”，也标明了“法国大仲马原作，武侠小说名家金庸译写”，金庸还撰写了一段引言：
大仲马最著名的作品，自然是《三个火枪手》及其两部续集，其次是《基度山伯爵》，更其次是“亨利三世三部曲”。这部《情侠血仇记》是以“亨利三世三部曲”中摘录译出的。据我所知，中国文学界从未有人介绍过这部作品，不但没有译文，连文字中也未见有人提起。其实这部小说描写男女的爱，充满了美丽的、凄厉的、委婉的感情和事迹，而黑夜行劫、武士决斗、下毒复仇、密室疗伤等等惊险情节，更是令人阅读之际，激动得难以自已。
据邝启东先生介绍，小说杂志《野马》和金庸的另一本杂志《武侠与历史》一样，有署名金庸和宜孙两个版本，萧永龙先生收藏的第一期署名是金庸，而邝启东收藏的第八期署名是宜孙，而后面的期数，只有作者大仲马的名字，没有译者的名字。不知金庸何种考虑，结集出版后，反而只有译者名，没有原作者名字了。
诚如金庸在“引言”中所说“摘录译出”，这种译法似乎在模仿伍光建翻译的《侠隐记》，删节某些段落，加快叙事节奏，却又不伤害故事的完整和精彩。翻译语言上，金庸也明显在致敬伍光建的译本语言。如《侠隐记》中主人公达特安（今译达达尼昂）初遇颇图斯（今译波尔多斯）：“看见中间一群人里，有一个身躯壮大的火枪手：模样十分骄蹇，身上亦不着号衣，只穿一件天蓝夹衫，肩上挂了绣金带子，外罩红绒大衣，胸前露出那绣金带子，挂了一把大剑。这人值班才下来，故作咳嗽之状，说是受了点风，故披上红绒大衣；一面大模大样的在那里说话，一面拿手来捋须。”不是文言文，也不似现代白话文的语言。茅盾在谈伍光建所译《侠隐记》，特别说：“伍光建的白话译文，既不同于旧小说（远之如‘三言’、‘二拍’，近之则如《官场现形记》等）的文字，也不同于‘五四’时期新文学的白话文，它别创一格，朴素而又风趣。”
金庸曾在不同的场合表达过他对《侠隐记》的喜爱，他翻译的《情侠血仇记》，对于伍光建的语言是有所承继和吸收的，试看金庸译写《情侠血仇记》中男女主角相见的一段：
布熙站起身来，高兴得有点目眩头晕。戴娜带他进了孟叔鲁方才在那里发恶的起坐间。布熙在灯光之下直望着戴娜，半出喜悦，半出爱慕真是万万想不到，使他神魂颠倒的美人，如今会在面前了！戴娜大约十八九岁，脸如芙蓉，明艳无比，身若杨柳，窈窕娇美，尤其那一对眼睛，明亮清澈，使人不敢仰视，不由得把布熙看得呆了。戴娜见到这位法兰西第一英雄对他如此仰慕，自然也是高兴，但是不免有点害臊……
再看下面的译文：
布西陶醉在幸福中，痴痴呆呆地站起身来，同狄安娜一起，走进蒙梭罗刚刚离去的客厅。
他带着惊异的目光，凝视着狄安娜的面庞。在此之前，他怎么也不敢相信，他到处寻找的这个女人会同他想象的一样美，因为他一直认为，自己的那些想象不过是一些漫无边际的幻想，但现在，这一切都在事实面前变得黯然失色了。
狄安娜约有十八九岁光景，正是豆蔻年华、春蕾初绽的时候，其艳丽和动人自不待言。在布西的眼神中，欣喜过望的心情是显而易见的。狄安娜感到他在赞美自己，她很想不让他这样心醉神迷地看着她，但没有勇气。
这是《蒙梭罗夫人》国内较为经典的译本，陈祚敏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比西站了起来？他感到幸福，简直要惊呆了；他随着狄安娜走进德·蒙梭罗先生刚刚离去的客厅。
他用充满爱慕的惊异眼光凝视着狄安娜；他根本不敢相信；他找的那个女郎同他梦中的女郎一样美，现在现实早已经超过了他自己认为是荒唐的想象。
狄安娜年约十八或十九岁，正是豆蔻年华、鲜艳夺目时期，其美貌可以使鲜花增加清新的色彩，使美果添上可爱的光泽。比西眼光的表情叫人不会弄错，狄安娜感觉出来自己正在被人爱慕，而她却没有力气使比西从心醉神迷的状态中清醒过来。
这是后来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大仲马选集”中的《蒙梭罗夫人》，郑永慧译，1990年版。此版本最为流行，现在网络上的电子版文字，即出自这个版本。
三个版本对照：布熙、布西、比西；戴娜、狄安娜；孟叔鲁、蒙梭罗都是一个人名的不同译法。金庸翻译的《情侠血仇记》里的其他人，比如弗朗索瓦·戴比内·德·圣吕克译作桑洛克，冉娜·德·科塞-布里萨克译作白尚妮。金庸对于人名和地名的翻译，没有采取将原文中的名、姓、父名、族名等全放上去的直译法，而是采取类似中国人名的译法，减少了读者阅读时对人物的距离感。
这段金庸翻译的文字，如“使人不敢仰视”“不由得看得呆了”等句子，在他的小说中亦曾多次出现。《射雕英雄传》中，郭靖初睹黄蓉女装：“这少女一身装束犹如仙女一般，不禁看得呆了。那船慢慢荡近，只见那女子方当韶龄，不过十五六岁年纪，肌肤胜雪，娇美无比，容色绝丽，不可逼视。”这段文字与布熙见戴娜何的抽写等相似。
大仲马的小说对金庸影响极大，金庸自己就说过：
《侠隐记》一书对我一生影响极大，我之写武侠小说，可说是受了此书的启发。法国政府授我骑士团荣誉勋章时，法国驻香港总领事Gilles Chouraqui先生在赞词中称誉我是“中国的大仲马”。我感到十分欣喜，虽然是殊不敢当，但我所写的小说，的确是追随于大仲马的风格。在所有中外作家中，我最喜欢的的确是大仲马，而且是从十二三岁时开始喜欢，直到如今，从不变心。
如前文所述，金庸在1945年便计划翻译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因世事所迫，不得已放弃，但对大仲马小说的喜爱，使他念念不忘翻译大仲马的小说，这本书应该是圆了他的一个旧日梦想。
相较于陈祚敏和郑永慧忠实于原著的译本，金庸的译本除了删节，更大胆对结尾进行了大幅度修改。原著中圣吕克向亨利三世告发了安茹公爵，安茹公爵被关押了三个月，圣吕克请冉娜照顾狄安娜，结果狄安娜悄悄离开，不知所终。金庸则让桑洛克（金译）向安如公爵（金译）提出决斗，两个回合，就将安如公爵杀死，为布熙（金译）复仇，并将戴娜（金译）接到家中照料，故事就此结束。
安茹公爵其实死于七年后的《四十五卫士》中，狄安娜也还有很多故事。金庸改写了结尾，遵从中国传统小说观点，安排了一个正义战胜邪恶的结局，出版时，为了增加神秘感，索性连原作者的名字也删掉了。
十一
我目前无法判断《情侠血仇记》具体翻译的时间，囿于资料缺乏，不能妄下论断，但联系彼时金庸的经历，或在1959年到1962年间。
这段时间正是《明报》创立最艰难的一段时期，金庸当时既是报纸的主笔，也是报纸的作者，他每天在《明报》扮演了4个不同的角色：其一，撰写社评，代表《明报》立场和观点发表文章；其二，连载武侠小说；其三，撰写《明窗小札》专栏，分析国际形势；其四，发表连载的翻译文章，比如他以金庸之名翻译了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的《人类的前途》，于1963年在《明报》上连载。
《明报》创刊号
二十世纪五十到六十年代，没有互联网，新闻消息主要依靠世界各地通讯社的电报传真供稿，要想及时报道国外的消息，直接翻看国外的报纸杂志是最便捷的途径。曾有读者来信询问《明报》的信息来源，金庸回复说：“买来的。”《明报》成立初期，金庸经济拮据，无法订阅诸多的报刊，他就每天花时间去报摊和书店翻查。当时他住在港岛，报馆办公室在九龙，每天都要乘坐渡轮横越过维多利亚港湾，他曾说：“九龙尖沙咀码头前，有一档报贩专卖外文航空版的报纸，美国的《纽约时报》《先驱论坛报》，英国的《泰晤士报》《卫报》《每日电讯报》《每日快报》《每日邮报》，西德的《佛兰克福日报》《汉堡日报》，日本的《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以及泰国的《日报》，菲律宾的《马尼拉时报》，新加坡的《海峡时报》等等都有。普通都是一元一份。如果每种都订下来，当然太不经济，我也没有这许多时间去阅读和利用。我经常去翻翻，看到有合用的资料，就花一元买一份。”
1962年5月，《明报》因报道难民潮，引起港岛关注，发行量节节攀升，才逐步扭转困局。这一年，小说杂志《野马》创立，说明金庸已经能够腾出部分精力，投入到小说杂志上，完成他喜爱的大仲马小说翻译出版。
翻译作为金庸重要的工作之一，几乎贯穿了他的写作生涯。2004年11月23日到27日，金庸访问厦门、泉州，他与厦大教授李晓红对谈时回忆：“当年我在《大公报》还学做翻译，记得在翻译美国的一个部长到南京来访问的谈话时，翻译老师指出我翻译得太复杂，其实是一句很简单的话。他还耐心地告诉我怎么翻译比较好，怎么就不好了，我至今还能记得。”金庸口中的翻译老师，就是当年招聘他进入《大公报》工作的翻译主任杨历樵，被同仁呼为“杨老令公”。
“怎么翻译比较好，怎么就不好了”关乎翻译中“词义确定”和“表达得体”两大主题，金庸的回忆，其实切中了翻译的重点。关于金庸的生平，资料愈加丰富，但我在查阅资料时发现，金庸一生对自己的翻译生涯谈得不多，远远少于他针对政治、历史、文学、新闻学发表的言论，然而，金庸的翻译工作确实占据了他生命中的绝大比重。对于翻译的标准，金庸没有具体阐释过，他在《读刘殿爵先生语体译〈心经〉》一文中曾称赞：“实在译得既简洁，又明确。”可能就是他对翻译境界的认同。金庸写“三剑楼随笔”时，在《谈谜语》一文中说：
欧美人用拼音文字，字谜就远不如我国的巧妙，英文中的字谜大抵在“同音”与“双义”两点上着眼。前者如“王老五为什么总是对的？答：因为他始终找不到小姐。”（never miss taken，音同never mistaken，从来不错。）后者如“律师为什么如同啄木鸟？答：因为他们的Bill都很长。”（Bill既有账单的意思，也有鸟嘴的意思。）还有一个开律师玩笑的谜语：“为什么律师像失眠者？答：因为他们都是这边lie一下，翻过来那边又lie一下。”（在英文中，lie这字既是睡卧，又是说谎。）
信手拈来，却又举重若轻。翻译为金庸的写作提供了丰富养分，他的翻译文字又深受自己文学创作的影响。文学创作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深刻表现人性，在金庸的眼中：“人的性格和感情，比社会意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对人物进行观察、分析和描写，是作家的习惯和看待人与事的切口，所以在金庸的翻译文本中，可以发现他喜欢从人的角度出发，将人物植入到具体的环境，通过人物的行为来书写评判。翻译的基本原则是“信达雅”，对金庸而言，实用是第一法则，他在不同语种中切换，翻译更像是他手中重要的观察利器，充溢着个人的思索与体悟。在金庸的小说和文章中，东西纵横，古今对照，其中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广博知识，无疑是“译入”和“译出”的具体体现。
《明报月刊》的前总编胡菊人认为，金庸的文章是香港的第一流文章，“第一”太主观，而第一流怎样都说得过去。这和金庸的勤奋学习和努力分不开。他的用功是罕见的，很多事情他听到批评不做回应，但他会暗暗用力，就像他以八十高龄一定要去剑桥大学读个博士回来，还要用英文去研究中国唐代的历史，倪匡笑话他“滑稽”，他也不理。以“翻译”回溯金庸的半生，正如《明报月刊》现任总编潘耀明所言，博士很多，但金庸只有一个。文字的江湖中，将永远留有金庸的名字。
作者简介
林遥
林遥，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京城侠谭》《明月前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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