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的二月四日晚，我们辽宁的营口，海城地区发生了七点二级的强烈地震，生产队的马料仓库的山墙被震倒了半截，里面的高粱马上就要淌出来了。
那天是农历的腊月二十四日，第二天天亮就是腊月二十五日了，也就是还有四五天就过大年了。
我当时是在小队的副业组筛石渣，那是在距家有四五里地的一个山沟里，我们一起有七个人在那干活，我们家就有我三哥，我四哥，我，咱们亲哥三个。
我们这七人小组自己给自己规定的定额，每人每天得筛出一立方米石渣，那样我们便每人每天可挣上二十五分，还有三毛钱的补助费。那头一年（一九七四年）的日值已经核出来了，是每十分为一个工日，每个工日核八毛钱。也就是每分值八分钱。
这样我们每天可以挣二元三角钱。一个月一天工也不耽误可挣七十元钱。
当时的一个在咱当地的银行营业所主任她说：“我在银行工作已经二十多年了，每月才开六十多元钱。”
大伙的目标是不管什么情况，我们谁也不许耽误工，力争到年底能挣上九千分，开上一百元的补助费。
现在地震了，我们还去不去干活了，我三哥让我去问一问咱们这七个人里头的带头大哥。
我到了那家，见那个带头大哥正在他家的土平房的房顶上站着，检查怹家房屋受地震损毁情况。
我不考虑怹家的房子震沒震坏，不考虑他心里想的什么？我只想今天咱还去不去干活挣钱去，小心翼翼的问道：“大哥：今天咱去不去干活？”
只听那个咱们的带头大哥说道：“哎呀兄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奔着挣钱？命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有了。”
这场地震却实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昨天晚上的场面实在太惨烈了，那大地在剧烈的抖动，随即电灯也不亮了，四周一片漆黑，只听我们的矿区家属楼那边一片哀嚎，发出呼儿唤女那种撕心裂肺般的绝望的声音。
人们普遍认为这是要毁天灭地了，人们的末日就在眼前。
据说这只是更大级别地震的前兆，更大更猛烈的地震随后便到。
因是腊月二十五了，一家家都已准备好了过年的年货，这最好的年货最主要的是已经买好了的十斤二十斤的猪肉，人们那天的早饭无一例外的都是开水煮猪肉，有多少煮多少？使劲吃，別吃晚了吃不着地震就来了。人们已对生存不抱什么希望了。
这个时候我却不合时宜地去问今天还去不去干活，真是傻到家了。
就这么我被我们的那个带头大哥嘲讽了一顿，回到了我们哥几个租住的房子院内（不敢进屋，怕随时而来的更大的地震把房子震倒而xx）。
我在离房屋很远的大门口站着，无聊的，无助的，沒有活的希望的等待危险时刻的到来。
这时只见咱小队的队长从大门外的道上由远而近的走到我的面前，说：“小五子（我的小名），今天晚上到小队打更。”还没等到我的答复，就又改口道：“你这就去。”还没等到我的答复，便匆匆的走了。
等我来到咱小队的队部，另一个打更的也来了。他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大叔，是搬到这个小队不到半年的外来户，我也是刚从外公社搬来不到半年的外来户。
怎么是这两个外来户，怎不用当地的坐地户呢？
从我找我们筛石渣的带头大哥的话中可以明白，当时人们对活下去都没有信心了，谁还去傍年背节的，危险时刻可以随时救护家人的时候去管小队的什么事？
队长比谁都知道当时人们的心理，生死关头，我不管你什么队长的话不队长的话？天王老子的话我也不听。
那得找谁呢？还是吃柿子吧，找软乎的揑。这两个外来户都是通过他的帮忙才搬到这个小队。而性格又比较随和（愵弱的代名词），这个队长跟那个大叔怎么说的我不知道？但通过他让我去上小队打更的瞬间表现过程可以知道，这个队长太不好对付了。
你看他根本就沒给我考虑的余地，先是让我晚上去上小队打更，这是先让我有点精神准备，怕我夜长梦多，有反悔空间，编造理由拒绝，马上就进行跟进处理，让我立即就去。说完不等我回话，马上迅速走开。
也就是不给我回话时间，就等于我答应了。我若是想不去，我得跑步撵上他，说我不去，我没有那勇气，也没有那智商说出你若能保证地不再震了，或地震把我怎样了怎么办？
说一千，道一万，咱家亏欠这个队长的人情，你有困难找人帮忙，人家帮你了，现在人家为难怕派不动别人，才派的你，你就不为人家着想吗？
我后来在队长身边工作好几年，我才琢磨出来，原来队长派工就是一场双方博弈，有时对方拒绝是很下不来台的事。
如我见一个单位一把手委托二把手兼管石场的爆破物资，那个二把手说：“你还是拿刀把我杀了吧，那危险，我不管”，瞪眼那工作就没安排下去。那个领导的威信在众人面前一降到零。
我发现队长安排别人工作时，很怕对方拒绝，提前就深思熟虑，把对方或引导或命令，不给对方反驳的余地。
用人大师当然属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前几天看到一个视频，讲的是我国的一九七三年的八大区领导对调，有的领导不愿意挪窝，毛主席找那人下象棋，毛主席下象棋一反常规居然先走老帅。
那位领导说，你怎么先走老帅？
毛主席说：这些兵将我支使不动了，我只有自己挪窝了。
那个领导一听，立即表示服从毛主席安排，愉快的接受了工作调动。
这是最高级的领导艺术。
当然农村生产队的队长不能与这相比，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生产队的一些不同想法的人，一些困难时期的事情的解决，那也是需要队长动一番心思和脑筋的。
如这次在人们对活着都不抱希望的时期，并且进入疯狂骚乱状态，咱小队的仓库里边的粮食因山墙倒塌，那高粱堆红通通的暴露展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在那粮食紧张的年代，它在诱惑着人们犯罪的冲动。
说一个例子方便大伙对那时形势的紧张混乱的理解，春节过年，国家给每一个农民发放三斤大米，二斤白面，这得到距小队二里远的公社粮库去拉，这大白天为防骚乱的人群抢劫，上级批准去拉细粮的大马车由五个基干民兵荷枪实弹保护运回。可见当时的特殊时期，混乱时期。
而这两个在小队的打更的人员，要昼夜轮流不间断的死看死守那踩个马杌子就能挖走的高梁。
国家对那次的地震灾区用直升机送来了慰问品，咱小队分得每人一斤饼干。
还有二十斤蛋糕，这个没给社员分，做为了咱们在小队的牲口饲养员，仓库保管员，我们两个打更的四个人的值班奖励。
我们每人每晚一斤蛋糕，
我每次都没舍得吃，而是拿回家中向家中的哥哥们炫耀。
我和那个大叔，每人每天给记一等劳动力的工分，即每天十五分，从腊月二十五到正月十三，共十八天，挣了二百七十分。
这二百七十分可是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被队长用人情，面子，计谋下才挣的。玄乎点说，是冒着不顾生死挣的。
这就是我一九七五年的过年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