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丨重庆会议 毛主席和蒋介石互敬酒
前言
关于国共局面的扭转，台湾一直有个观点：西安事变，是关键！
红军南下和北上的冲突
自从1927年国共合作破碎后，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即：国民党胜利，共产党失败，被迫转入地下。
自此之后，国共两党便处于对抗当中，蒋介石始终坚持“剿匪”政策。
1933年5月，蒋介石对我方根据地连续发动四次围剿战役，结果全部被我方所破解。
恼羞成怒的蒋介石，便一脚将前线司令部踢开，自己担任“剿匪”总司令。
为能够一举将红军歼灭，为此蒋介石便从各地调动百万大军。于1933年秋日，对我方各革命根据地展开进攻。
在第五次大“围剿”中，蒋介石对于中央苏区非常重视。
直接用于攻击中央苏区的部队，就有33个师和其他队伍，总兵力多达50多万人，并有千门大炮和5个飞行大队200架飞机支援作战。
图丨蒋介石战前视察队伍
蒋介石的军事才能或许不行，但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帮助下，采取“堡垒战术”。即：通过广筑碉堡工事，向红军根据地慢慢推进压缩，想要通过这种方式，达到跟红军主力决战的目的。
在面对国民党的大举进攻下，李德等人主张推行“进攻路线”，在兵力使用和作战指挥上，同敌人进行消耗战，实行消极防御的阵地战和所谓的“短促突击”。
短促突击即：国民党修筑堡垒，步步为营向前推进时，红军同样采取建筑堡垒来进行防御；当国军走出堡垒向前推进时，红军要迅速地短促突击，以此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红军想要凭借简陋的武器和粗劣的碉堡工事，跟精锐敌军进行激烈的堡垒战。尽管我方战士非常勇猛，但无意义的消耗，使得我方损失惨重。
仅在3月的三溪圩、三坑战斗中，红军便伤亡2200多人。4月，敌人便又集中11个师向苏区要点广昌发动进攻，李德等人不顾敌我差距，便也准备跟敌人进行对决。甚至提出“胜利或者死亡”的口号，这一战损失兵力为参战总兵力的五分之一。
图丨李德旧照
对于所谓的短促突击，彭老总曾跟李德进行激烈的争论。彭老总曾回忆道：“李德嘴上说得好，如何进行短促突击、如何去组织火力。但我方根本没有充足的子弹，怎么去组织火力点？在敌军密布的碉堡下，十次短促突击，就会失败十次，几乎没有一次是得到成功的。”
正是如此，我军在国民党部队的攻势下节节败退。到达8月期间，整个中央苏区仅剩瑞金、于都、会昌等五个县城和部分乡镇，可见局面是多么的恶劣。
在面对这种局面时，李德便提出撤离中央苏区。党的临时中央也意识到，在当前的情况下，想要在打破敌人的“围剿”已绝无可能。
由于当时中共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为此中央书记处便将自己的转移计划上报，希望能够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
图丨第五次反围剿战略图
作为当事人的李德，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
突围的准备工作是从1934年5月开始，此后一直是按计划进行的。5月底6月初，这个计划在军事委员会讨论下通过并形成决议，……我们通过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向国际执行委员会汇报了这个计划。
根据史料的记载，这次召开的会议是在红军出发前5个月，这跟李德所说的时间相差不大。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便开始进行长征，接连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
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尽管我方顺利地逃脱，但自身也损失惨重。
原本出发时，人数多达8.6万余人，随着的突围作战，人数锐减为3万余人。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我方声东击西，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顺利于1935年在6月18日与红四方面军会师。
这次成功会师之后，我方总兵力达到10万人，部队实力大大增强。这次会师同样出现一些危机，即：红四方面军负责人张国焘跟党中央在南下还北上问题上，产生争议。
起初，中央红军征战大半年，先后与中央军、湘军、桂军等交战。为此他们便清楚地知道，想要在西南数省建立根据地，是不现实的，为此只有迅速北上，向西北方向发展。
这个时候张国焘所率的红四方面军，兵力约为五六万余人，实力保存得不错。在离开川北根据地后，张国焘对于在西南建立新的根据地，还是信心满满的。正是如此，才导致他们与中央的看法不一致。
双方关于南下和北上的争论，在部队抵达阿坝地区时，基本处于公开化了。
张国焘坚持无法北上，也是有自己的理由。
即：
红军长期在南方活动，南方和北方气候、植被等都有所不同。按照中央的决策，向西北方向发展，那么习惯了南方气候的红军队伍是难以适应的；第二，张国焘认为，按照中央的决策，部队北上是为得到莫斯科的支持。但日本人想要挑起跟苏联的冲突，从而进攻苏联。如果这时红军靠过去，更会便利日本人用反共的理由去挑起日苏战争。
图丨早期毛主席和张国焘合照
正是如此，中央红军当时面对的情况非常危急！一方面自身失去跟共产国际失去联系，得不到支持；另一方面中央红军的队伍不及四方面军的三分之一，处于绝对的劣势之下。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只有两种选择。第一，选择南下。不过一旦跟随红四方面军南下，党中央势必受到张的挟持，失去原先的地位，且前途难料；第二，坚持北上，则有可能引发红军分裂，甚至爆发内部冲突。
当时担任总书记的张闻天，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种情况。最关键的是，这两支红军队伍实行混编，朱老总所带的队伍和张国焘队伍主力在左路军。
如果真的准备分道扬镳，那么如何处理位于左路军中的朱德部？
面对这种难题，当时在中共党内，唯一能够作出决断的便是毛主席。后来在张闻天等人的回忆中，都曾说道：“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的决断，那么中共中央的命运将不堪设想。”
正当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时，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不知道发生什么，为此便提出派遣部队进行拦截。作为总指挥的徐向前，对于这个提议是持否认态度的，从而避免两军产生武装冲突，维护了红军的团结。
由于中央红军担心被四方面军追上来，造成无法挽回的局面，为此便急速行军两天，中央才重新召开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中央仍然坚持北上的方针，但根据目前的形势，这个方针要有具体的变化。我方目前应当通过游击作战，前往外蒙边境，以此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指导与帮助，从而建立根据地恢复实力，向东发展。”
图丨影视 红军进行长征
根据会议的决策，我方选择了一条到达甘东北距离最近但环境又恶劣的路线。
即：沿着达拉河向东北前进，出腊子口。然而在行军路程中，依旧遭遇国军的阻击，部队损失惨重。
中央红军在离开四方面时，部队人数还为7000余人，其中还有不少非战斗人员。当中央红军顺利突破腊子口后，部队又减员1500人，整个队伍士气也受不小的影响。
对于现在的中央红军来说，最主要的便是寻找一块可以休养生息的根据地。如果按照之前会议所决定的，前往外蒙边境，对于这支疲惫之师而言，无疑是一场巨大的考验。
想要穿过层层障碍抵达目的地，这支队伍结局如何，我想大部分人都持悲观态度。
但就在这时，一张报纸挽救了这支深陷困境的队伍。
抵达陕北却面临新危机
我军在顺利突破腊子口后，便顺利进入甘南的开阔地带。9月18日，红军先头部队占领宏昌县哈达铺，并在此地进行短暂的休整。
当时，我军便在该地区找到一部分国民党报纸（根据考证，报纸应为天津《大公报》），从上面我方便得知在陕北尚有相当大的根据地和人数众多的红军。
当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在得知后，内心都兴奋不已。随后，中央便在哈达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向大家宣布了这则好消息。同时正式宣布，红一方面军主力改编为陕甘支队，其中彭德怀担任司令员，毛主席担任政治委员等。
当蒋介石得知，红军部队进驻哈达铺后，便非常震惊。为防止红军威胁西安，蒋介石便在西安成立“剿共”总司令部，自己担任司令，张学良担任副司令。
图丨张学良和蒋介石战前合照
尽管蒋介石是司令，但具体行使司令员职权的，便是张学良。
此后红军又开始面对，国民党频繁的骚扰。在经过中央会议决定，我方将改变关于靠近外蒙建立根据地的意见，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
此后部队根据中央制定的决策，由榜罗镇地区出发北进，先后攻克通渭城、六盘山等国军防御阵线。
在经过一番艰难险阻后，我方终于在1935年10月中旬，成功抵达吴起镇。为了寻找一块能够让自己发展的根据地，中央红军长途跋涉两万余里，损失了90%以上的兵力，可想其中的危险程度。
不久后，随着三大红军主力的成功会师，大家都陷入到胜利的喜悦当中。
但如果仅以为红军会师甘北，就是取得胜利，那么将当时红军所处的情况想简单了。
红军成功抵达陕北，并没有完全胜利，而且还需要面对多重考验。
即：根据地的发展和国民党的包围！
图丨红军抵达陕北经历
陕北苏区，别看当时报纸吹得非常凶。但严格的来说，真正由自己掌控的地域，也就只有保安、安塞和瓦窑堡三镇的范围，面积狭小。
想要养活红军如此之多的人，是不现实的。1936年8月，中共中央给莫斯科发的电报，曾说道：“这个地方荒凉，人烟稀少，是很难维持部队的开支。”
尽管红军顺利抵达陕北，但同样也面临着一个发展的危机。总不能一万多人就困在此处，什么也不干吧。
想要发展，那么便需要了解周边的形势。在陕北有不少军阀，各自都有各地的地方，平时大家相安无事。一旦涉及领地，各方军阀都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陕西省最大的实力派便是杨虎城及其所统帅的十七路军。地方军阀则有井岳秀、高桂滋等人，部队实力也不容小觑。
再加上蒋介石为“剿匪”，还将张学良及其东北军主力调至陕甘两省，总兵力约为17万人。如此看来，红军想要发展是非常的艰难，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跟地方武装爆发冲突。
图丨红军会师于陕北
可能说到这里，很多朋友都有一个疑问，即：此处如此贫瘠，为何红军要集中于此地？
最关键的原因便是，中共中央得到莫斯科的同意，想要通过外蒙或者新疆，来接收苏联提供的军事援助。
对于武器装备简陋的红军而言，这个机会可谓是千载难逢。为此中央才会决定打通国际路线，以此来获得来自苏联的援助。
至于说，面对国民的包围，则是因为三大红军主力的齐聚。使得蒋介石不必将部队分散开来，直接以重兵集中攻击甘北地区。
如果三大主力部队没有汇合，那么蒋介石势必会将“剿匪”重心放在红四方面军身上。因为在这三支红军队伍中，当属红四方面军实力最强，对蒋介石的威胁最大。
三大红军主力的会合，尽管增强了陕北苏区的力量，但也需要直面更多国军精锐部队。
中共中央为能够接取苏联的援助物资，为此便筹划了“宁夏战役”。然而可惜的是，这个战役刚开始执行，还没有多久，便宣告失败。
最关键的是，按照计划渡河的红四方面军，在抵达黄河西岸后，渡河口便被国民党中央军给夺占了。
图丨西路军战役行程图
国民党抢占渡河口的计划，成功的将东西两岸的红军给隔离出来。这样一来，河东面的红军队伍，便陷入到国军四面围攻中。而孤军过河的四方面军，在后来被改为西路军，为能够牵制东岸的国军部队，西路军也不能单独去取援助物资。
河东岸的红军，在面对国民的猛烈进攻，几乎被压缩到盐池、定边很小的一块区域中。在面对如此危机的局势，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便决定，进行新的长征。
按照当时中央的决策，这次准备向两个方向进行突围。其一，向东，即打回陕北，然后突过黄河，进入山西，再转进河南、陕南，一年后打回陕甘北部。其二，向南，即突向甘南，陕南，然后在转进河南、在转进山西，一年之后再打回陕北、甘北。
之所以两个计划都是规定为一年，原因也很简单。陕西是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地盘，等国民党大军撤退后，凭借红军和张、杨之间的统战关系，相对而言还是比较轻松的。
图丨张学良个人照
对于新的长征，说实话是非常的难的。之前红军长征，所面对的大多都是地方军阀，很少跟国民党中央军进行作战。
即便是这样，我方都付出惨重的代价。倘若真的进行新的长征，那么必须直面国民党中央军，那么压力是相当的大。
正是出于这种情况的考虑，为此张学良便建议中共中央在坚持一两个月，等到局势明朗后，再做决定不迟。为此中央便选择听从张学良的建议，准备在坚持一下，再决定红军去向。
张学良扭转局面
实际上，只过了一个月，张学良和杨虎城便发动了西安事变。自此，局势发生极大的转变，蒋介石无法在坚持“剿共”，只能先解决杨虎城和张学良的问题。
当时，蒋介石还需要通过中共中央来劝说杨虎城和东北将领与之合作。尽管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可没多久抗日战争便爆发，蒋介石也没有了“剿共”的机会，从而使得红军的力量保存下来。
那么中共中央是也和跟张学良和杨虎城搭上线的呢？其中的关键，便是共产国际新政策：各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便把斗争力量对准法西斯主义。
图丨张学良和蒋介石会谈合影
这一政策的调整，对于中国而言，即：扩大革命斗争的阶级范围，要求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容纳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
正是如此，我方才会开始扭转宣传态度，积极争取杨虎城和高桂滋等地方将领。
原先我方宣传是将矛头直指蒋介石和张学良等人，在得到新政策的指示后，我方大胆地向张学良部下做统战工作。
毛主席当时还亲自给张学良手下的军长等人写信，希望能够和东北军停止斗争，一起联手抗日。
对于联手抗日这件事，张学良是从来都不抵触。自从担任西北“剿总”代司令后，张学良曾和红军交过三次手，只不过连续被红军歼灭两个半师。
图丨毛主席和百姓交谈
正是如此，张学良便始终想着要带东北官兵和家属，一同返回东北。在1936年1月，张学良便秘密联系中共沟通关系，想要通过这种方法，避免东北军在战场上遭受重大损失。
红军当时想要保住陕北苏区不丢失，张学良想要保住东北军的队伍，两方各取所需，达成一致。
当然仅仅是争取张学良不与红军作战，是无法解决红军的生存问题。
原因很简单，张学良和杨虎城内心还是听蒋介石调令。虽然张学良和红军配合得不错，可是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张学良也不得不行动。
为此张学良还曾向中共中央提出请求：希望能够让他占领一些地方，以好向南京交差。
原本中共中央的计划，是争取张学良揭旗反蒋，最开始的一些争取工作，也取得不小的成效。即：双方有意联合起来，一同组建西北国防政府和西北抗日联军。
图丨毛主席查看电报
只不过这个计划，遭到莫斯科的反对。莫斯科的意见为：将统战的重心放在南京，而不是搞反蒋计划。
随着这个计划的失败，红军尽管和张学良部有秘密协议，但整体生存环境依旧很“恶劣”。没有办法，只好向苏联求援，莫斯科也于1936年9月10日，正式批准了中共中央的求援请求。
在给中方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中方需要前往外蒙边境地区的定远营，去接收援助中国的武器弹药。
正是如此，中央便制定了“宁夏战役计划”和急电红二、红四方面军立即北上甘北。
图丨西安事变三大主人公
三大主力部队的会师，也导致国军部队的集结，使得红军陷入险境中。在这种紧要关头，还是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扭转了局面。
在西安事变的第二天，毛主席明确指出：“张学良此举，是将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出来。”为此我方将张学良一直称为“民族英雄”，也是理所应当的。
如今回想这段历史，不得不说，当时我方所处的局面太危险，一旦不慎就有覆灭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