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死之后，百年孤寂，让后人凭吊之处，也仅有一块墓碑。
有人会在墓碑上刻上一生值得炫耀的成就，有人会刻上一句最喜欢的诗词，但是把80年行医经验荟萃而成的100个药方刻在墓碑上的，纵观中国上下5000年历史中，却仅仅只有一人。
对于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来说，如果有个头疼脑热，一般都会按照西医的方法治疗。
先是进行各种检查、化验，确定是细菌感染还是病毒感染，然后注射抗生素或其他化学药剂进行对症治疗，基本可以说是药到病除，见效很快。
大家越来越相信和依赖西医，也有一定的道理，毕竟西医是有大数据支持的，科学且成体系的医学。西药也都会经过多年多轮的临床试验，能治什么病，有什么副作用一目了然。
西医的后备人才也是层出不穷，各地都有医学院，医学生可以一边读书一边进入附属医院实习，只要按照前人定下的流程操作，大多可以成为一名合格的西医。
不过西医是从明末清初才漂洋过海传到中国的，那我们不禁要问，在此之前人们得了病怎么办呢？
中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一，长期以来，在拯救生命、缓解病痛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在武汉新冠疫情爆发初期，中医药的介入就大大提高了病人的恢复速度。
如今“促进中医药的传承与发展”已经被列入了十四五规划，中医的春天马上又要来了。
中医和西医的最大区别就是传承的难度，一个好的西医大夫能带成百上千个学生，而一个优秀的中医大夫，能培养出一个合格的接班人就不易。
归根结底，中医更依靠人的悟性和经验，而这些东西往往是书本里学不到的。
所以中医往往都是世家，父亲传儿子，儿子传孙子，而最为核心和机密的就是自创的药方，对于外人来说，那是千金难换。
袁氏中医在医界的地位极高，尤其以治伤寒、治温病见长。
袁氏中医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袁鹤伎，此人于1903年考入京师大学堂医学馆，1905年考入清太医院，是慈禧太后的御用大夫。
解放后，袁鹤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中医药学会耆宿顾问、北京协和医院顾问等职务。
袁氏后人在袁鹤伎的引领下，不断发展完善伤寒与温病理论，写出多部古典医籍，弥补和完善了中医体系的空白。
袁淑芳也是袁氏中医的奠基人之一，她出生于医学世家，在长辈的熏陶下，对救死扶伤的执念颇深，医术进步也快，16岁开始就坐堂问诊了。
不过在那个年代，女性中医大夫并不多见，一开始，人们都不太相信袁淑芳的医术，宁可排几个小时的长队等着男大夫瞧病。
袁淑芳感觉非常失落，明明自己的医术不在男医生之下，却每天冷冷清清，找自己瞧病的患者只是别人的零头。
可是经过几个月的观察，袁淑芳也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女性患者更愿意到她的摊子上多问上几句，特别是妇科疾病，可能是女人觉得把私密之事对男人说出来有些别扭，找女大夫瞧更舒服一些。
于是，袁淑芳就把主要的研究方向定为妇科疾病的诊断和治疗，并开设了一家妇科专科门诊，专为广大女性同胞解决难言之隐。
在旧社会，女人没有什么社会地位，文化教育程度很低，得了妇科病也不敢跟人说，还会遭受男人的嫌弃。
自从袁淑芳开设妇科门诊之后，不但每天都会坐堂问诊，还会找空闲时间走上田间地头，向民妇普及健康知识，进行免费义诊。
袁淑芳的辨症准确，施术得当，为患者开具的药方物美价廉，且药到病除。
一传十，十传百，袁氏妇科的名号迅速打响，慕名而来的女性患者络绎不绝。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想学医的女孩登门拜访，希望袁淑芳将她们收作徒弟，教授医术。
袁淑芳对所有患者都一视同仁，不管有钱没钱，都会根据患者的承受能力开具对应的方子，最大限度减轻患者的病痛，对于一些特别困难的患者，她还会自掏腰包提供帮助。
面对诚心拜师的弟子，袁淑芳也都会把自己所掌握的医学知识倾囊相授，还给她们提供实习的机会，且不收取半分钱的学费。
袁淑芳行医教学的初心从未更改，那就是不计得失，救治更多的人，特别是没有钱看病的穷人。
在她眼里，人不分三六九等，生命是平等的。
随着行医年头的增加，经验的累积，袁淑芳反而觉得自己越来越不会瞧病了。
因为患者数量的直线上升，袁大夫所要面对的各种疑难杂症也是层出不穷，很多病症完全没见过，家传医书上都查不到，这就逼着她必须去学习新的知识。
但是那个年代想学习新东西谈何容易，连图书馆都没几个像样的，更别提专业性这么强的医学典籍了。
不过在袁淑芳的行医字典里，根本没有“放弃”二字，既然没有现成的经验，那就自己创。
袁淑芳在本家祖传“九色灵药”的基础上，结合自己行医的经验，大胆尝试了一些新药方，并创新了一些当时看起来不可思议的治疗方法。
中医的进步一直如此，先有奇怪的病症出现，然后大夫根据过往经验对药方进行创新性改良，接着在病人身上试药，根据病人的反应调整药方配比，再把成熟的药方写入典籍，传给后代。
虽说被试药的那些病人有点可怜，但这就是医学进步的必由之路，何况有些患了绝症的病人也正是因此得救的。
袁淑芳作为我国中医事业发展史上里程碑的人物之一，行医80余载，自创或改良了好几百个药方。
这些方子在治疗顽固性癫痫、大面积烧伤、骨髓炎、男女不孕不育等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
虽然袁淑芳每天都在瞧病、学习、煎药中度过，却并没有因此耽误她自己的终身大事。
在一次医学交流活动中，袁淑芳认识了驻马店“济生堂”的郎中王鸣周，两人一见倾心，又有许多共同话题，迅速坠入爱河。
王鸣周跟袁淑芳一样，都出生于医学世家，他早年跟着父亲在南京行医，在治疗发热、疟疾、瘟疫方面独树一帜。
后来因为南京的战乱频发，民不聊生，为了避祸王鸣周便跟随家人回到了老家——河南驻马店，在闹市区租下一处门面，然后把南京中医馆的招牌“济生堂”重新挂了上去。
王鸣周和袁淑芳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行医的初心非常纯粹，都是全心全意为患者提供帮助，不计个人得失从事公益医疗普及事业。
也就是在共同价值观的引领下，两人决定结为夫妇，从此结伴行医，彼此交流学习，共同成长，从而帮助更多的病患重拾健康。
夫妻俩婚后共生育了7个孩子，劳心的家务事不少，但这也没有耽误他们治病救人。王鸣周在1962年发表了一篇名为《乙脑辨症治疗精要》的论文，把这种当时让医学界束手无策的传染病进行了系统性分析，并提出了中医对应的治疗方法，引起了国内医学界的轰动。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我国遭遇连年自然灾害，社会生产生活陷入停滞，百姓物质生活极其匮乏的时代。
对于有7个孩子的袁淑芳来说，那段往事真的是不堪回首，家中的积蓄很快就花光吃尽了，天天一睁眼就要为生计发愁。
而且她也不忍心向本就吃不上饭的患者索要高额诊金，基本都只收个药品的成本，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一家人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
好在7个孩子虽然饿的面黄肌瘦，却没有一人因此夭折，到了上世纪80年代，医生收入大幅度提高，袁淑芳一家终于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可以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医学研究了。
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医学飞速发展的阶段，医生之间的交流活动日趋频繁，中西医结合的理念也逐渐普及。
作为老中医的袁淑芳和王鸣周经常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出席各种医学界的活动。
在此期间，他们学到了很多国际领先的诊疗理念和治病方法，他们将这些知识消化吸收，然后完善过去自创的许多中药药方，增加疗效，同时减少可能给人体带来的副作用。
这时的袁淑芳已经年近八旬，虽说身体还算健康，也不得不开始考虑医术的传承问题了。
虽说过去曾经收过一些徒弟，但是真正坚持下来的人寥寥无几，就算有，也早已断了联系。
于是，袁淑芳老人把自己的医术整理成册，让这些宝贵的经验不至于被自己带进棺材。这一时期，她写下了《骨髓炎治验》、《顽固性癫痫治验》等医学著作。
除了这些系统性的中医理论典籍，袁淑芳自己还存了一百多个治疗妇科病、静脉曲张、腱鞘囊肿等常见病的“偏方”。
说是偏方，那也是经过袁淑芳多年实践，不断改良出来的。
虽说这些方子没有经过科学的药理实验，可事实证明它们在对症治疗方面有着神奇的疗效，是有极高的使用和研究价值的。
2006年，97岁的袁淑芳把二儿子王泰升叫到病床前，把一摞厚厚的手抄药方交到了儿子手上，对他说：
“这是我一辈子自创和改良过的中药药方，试验过很多次，好用。我死之后，你在我的墓前立一块石碑，把这些方子都抄录上去，如果有老患者想来抓药，就让他们去我的墓碑上抄，这是我最后能为他们做的事了，答应我，你一定要照办。”
王泰升是懂医之人，自然能清楚地感觉到手中这一沓药方的重量。
他明白，父母一生行医，活人无数，这些药方是他们毕生经验的总结，每一个方子都是患者的福音，必须要好好保存，造福世人。
袁淑芳去世之后，王泰升谨遵母亲遗嘱，专门从山东请来一位远近闻名的石匠打了一个巨大的墓碑，又全程监工，把母亲留下的100个药方清晰无误地刻了上去。
为了避免出现疏漏，王泰升把兄弟姐妹都叫了过来，对照药方和石碑刻字，从头到尾又检查了十多遍，这才将墓碑竖立在母亲陵前。
袁淑芳墓碑的正面写着“慈母 袁淑芳之墓”的字样，左右两侧有一副对联：
上联是“上善若水 医者佛心 年近半百却无私”，下联是“孔德之容 惟道是从 方碑明示福后人”。
除此之外墓碑的空白之处，全都是袁淑芳留下的100个药方，涵盖妇科病、白癜风、带状疱疹、鸡眼、痤疮、腱鞘囊肿、手足癣、静脉曲张等疾病的对症治疗。
这些方子并非哗众取宠，反而透着一股淳朴，详细记载了病名，病人什么体质，应该用什么方法，涉及中药材的剂量，什么时候服用，多久可以痊愈都写的明明白白，似乎真的是想教会完全不懂医术的普通病人。
袁淑芳和王泰升都是懂医的人，如何不明白这些药方的价值，守好这些“知识产权”，开一家袁氏中医的医馆，那就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把攥在手心里的摇钱树无偿贡献给社会，试问有几人能够做到呢？
袁淑芳墓碑两侧药方（行文用图，需由医生引导，不可擅自服用）
袁淑芳“药方墓碑”迅速成为网红景点，不但有普通人前往誊抄药方治病，还有许多中医、西医大家慕名到此观摩学习。
人们感慨之余，都会对这位值得敬仰的医学前辈深鞠一躬，感谢她为中国医学进步做出的杰出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