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印船事件：一场发生在明朝的反日风波

公元17世纪初，原本封闭的日本受大航海时代影响，开始定期派遣涉外商团。由于普遍手持幕府颁发的红印文书，故而被非常形象的称呼为红印船。虽然规模比较有限，还是与包括越南、泰国在内的东南亚国家产生正向互动。

但发生在1608年的冲突事变却意外，堪称历史上的第一次反日风波，而且后续影响非常深远。

西方与日本船只的遭遇起始于16世纪中期

早在16世纪中期，抵达菲律宾的西班牙人就偶有遇到日本船只。虽然多为私自出航的走私海盗，本身并无多少商业价值，依然凭借蛮横作风横行一时。直至丰臣氏政权建立前夜，欧洲征服者们还能在马尼拉附近瞥见他们。与此同时，闽浙私商和葡萄牙冒险家纷纷抵达九州岛北部，在平户建立起规模不等的前哨商栈。他们的持续持续，为长期自闭的列岛开拓出全新视野。这才有稍后的长崎开埠、关西联军入侵半岛，以及很容易遭忽略的红印船事件。

早期红印船既使用西方技术也不乏葡萄牙海员指导

公元1592年，丰臣秀吉首次祭出红印船制度。通过向封建领主或商人颁发红印许可证，认可他们的下南洋贸易活动。他们主要造访吕宋岛的马尼拉、越南的会安、暹罗的大城府和马来亚的北大年，与来自更远方的欧洲或穆斯林伙伴完成交换。通常是输出白银、钻石、铜或刀剑，买入国内较为缺乏的丝绸、糖和鹿皮，偶尔也捎带胡椒等香料制品。

不同红印船所使用的东西方技术含量也不相同

鉴于本国缺乏远航专家，当时的日本会将许可证直接颁发给欧洲来客。从最初的葡萄牙人，到后来的英国人与荷兰人，只要能完成任务即可赐予35%-55%分成。以至于乘坐船型也相当多元，基本是融合西洋技术的传统中国帆船，排水量可达500-750吨、搭载200-236名乘员。

从接触开始西方就判定日本人有粗鲁彪悍倾向

当然，彼时的日本远非亚洲发达国家。由于国内市场狭小、海外竞争激烈，以及战国乱世的潜移默化感染，能够出海的幸运儿多粗鲁彪悍之辈，经常一言不合就拔刀相向。正因如此，红单船乘员会被视为亡命之徒，不允许携带武器登陆各主要港口。反过来，这些早期日本海员也容易蒙受主观歧视，成为事态恶化的导火索。

17世纪的日本航海图

公元1608年末，1艘属于肥前国大名有马晴信的红印船，在南海上遭遇强台风天气。于是，刚从高棉返航的他们决定迅速向北，去到珠江口的澳门暂避。准备等到来年季风兴起，再沿固定航路返回本土。尽管清楚自己在明朝地界上不受欢迎，但考虑到港区的葡萄牙人在日本据有太多利益，这批东瀛来客还是选择碰碰运气。结果还真没有受到太多限制，甚至可以用在长崎学会的葡萄牙语谈笑风生。

长时间逗留让浪人们感到心烦意乱

然而，其乐融融的开端并未持续太久。尤其当季风迟迟不来，长时间滞留弹丸之地的日本人纷纷焦躁起来。其中，越30-40名浪人武士频频惹祸，与好意收留自己的市民打成一片。随即又把更多水手吸引过来，引起几乎所有人的集体反感。虽然浪人们未必敢招惹弗朗机或黑番鬼，却不会忌惮于向定居华商们动手。最后只能被勒令在船上和几座指定房屋内移动，出门时最好能穿更像本地人的服饰。

17世纪兵临澳门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

事实上，由于荷兰和英国东印度公司到来，远东地区的国际贸易竞争日益激烈。澳门作为直通明朝腹地的桥头堡，更是数次遭到窥探和大规模攻击。因而主要商政头目都忧心忡忡，非常害怕因某个小失误而酿成惨祸。同期滞留港口的圣母号大帆船，亦在抵达前遭遇过海上拦截，船长安德烈与属下们同样心情复杂且压抑。这些不稳定因素相互交织，终于闹出不可收拾的流血冲突。

在近距离冲突中武士和浪人都算个中好手

当年11月30日，久未闹事的浪人再度显灵，在斗殴中将城市长官打伤。事情立刻引起安德烈船长注意，率领武装过的部下前去兴师问罪，要求对方必须交出全部武器。后者虽严词拒绝，仍旧非常识趣的躲进屋子里顽抗。岂料葡萄牙人早已风声鹤唳，决定一劳永逸的根除掉这些治安难题。于是对某座日本人居住的房屋纵火，逼对方因绝望而夺门而出，到狭窄街道上展开血拼。因为早有布置，很快就用成排火枪压制住持刀武士，总计打死27名浪人和60个水手。

少量武士带头掀起的冲锋并没有持续多久

即便如此，这场冲突很快在耶稣会传教士的偓佺下平息。首先是留在红印船上的水手没有遭波及，其次是第二座房屋里的50人宣布投降，只有一个倒霉蛋因偷窃而被绞死。这批日本人滞留到1609年2月，才借助有力风向离开澳门。在此之前，他们被要求签署声明，承认冲突是由自家船员的违法行径引起。至于名义上的东道主明朝，始终在事件前后保持隐身状态，丝毫没意识到这可能就是历史上的第一次反日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