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马盟书：两千五百年前的结盟声明

文博时空/文文博时空作者翟德芳

在晋国博物馆看完晋国历史陈列之后，我不期然地发现旁边还有一个展室，是《侯马盟书文字艺术展》。这个名字触动了我的回忆，是关于侯马盟书的。当年编纂《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的时候，尽管资源紧张，还是给了这个条目“中条”的待遇，证明了它的重要。是啊，侯马盟书也是晋国的产物啊！故此，我赶忙进去浏览了一通；后来在山西博物馆，我又看到了省博的镇馆之宝、出自晋国首都新田的盟书文物。两次所见，都大大地触动了我，故此我觉得很有必要把这方面的考古发现分享给大家，毕竟侯马盟书从发现到现在已经快过去 60 年了。

上古时期的结盟

今天，关心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的人会注意到，国家间元首会见后，通常会发表联合声明，其中会讲到对两国关系亲密程度的定义，最高的是结成战略同盟，其次是战略性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合作伙伴关系，当然还会加上如“全天候的”之类的限制词，加以具体定义。其实古代也是一样。中国古代，自己就是独立的“天下”，大一统的时代不提了，割据分裂时，利益相关的国家往往会形成同盟，比如三国时代，刘备的蜀与孙权的吴就结成同盟，抗拒北方的曹魏。

中国最早的会盟，应该是周武王的“孟津之会”。公元前 1046 年（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提法），文王去世，武王继位。次年夏，武王率大军自镐京出发东进，不日来到黄河南岸的盟津(今洛阳会盟镇)，邻近部落方国前来参加会盟，助威者达“八百诸侯”。不过会盟最频繁的时期是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时代，诸侯分立，会盟是古代诸侯间会面和结盟的必要仪式。这一时期，一些较小的诸侯国为了抵御大国侵略、往往联合作战，一些较大的国家利用自己的实力和影响，胁迫其他小国加入自己的阵线，都称会盟。

晋文公践土会盟场景

《左传》记载了很多诸侯会盟的史实。齐桓公九合诸侯，以葵丘之会风头最盛。在葵丘之会上，齐桓公代表诸侯宣读共同遵守的盟约。盟约的内容，有些是各国在经济上互相协作的要求，有的是维护宗法统治秩序的需要，同今天的国家间联合声明没有什么区别。

晋楚相争，晋文公退避三舍、打败楚国，此后的践土会盟中，郑文公替周襄王主持仪式，用从前周平王接待晋文侯的礼节来接待晋文公。周襄王用甜酒款待晋文公，并用策书任命晋文公为诸侯首领，赏赐给他一辆大辂车和整套服饰仪仗、一辆大戎车和整套服饰仪仗，红色的弓一把、红色的箭一百支，黑色的弓十把、黑色的箭一千支，黑黍米酿造的香酒一卣，勇士三百人，并委托晋文公安抚四方诸侯，监督惩治坏人，确立了晋文公的盟主地位。

侯马盟书及文字

著名的蔺相如迫使秦王击缶的故事也发生在盟会之上。秦昭襄王时，秦国发兵攻赵，赵国失利而不屈服。公元前 279 年，秦昭襄王提议两国在渑池会盟。赵国上大夫蔺相如陪同赵王前往会盟。盟会上秦王胁迫赵王鼓瑟，并令史官记入秦史。蔺相如则强请秦王击缶，亦令赵国史官记入赵史。秦国官员胁令赵国割 15 城给秦王祝寿，蔺相如则要秦国割都城咸阳给赵王祝寿。双方针锋相对，秦王未能捞到丝毫便宜，只得与赵王言和。

春秋末期，社会阶层急剧变化。诸侯国内的卿大夫为了壮大自己力量，打击敌对势力，也经常举行盟誓活动，“侯马盟书”就是这一类会盟的典型代表。

侯马盟书

侯马盟书是晋定公十五年到二十三年(公元前 497～公元前 489）晋国世卿赵鞅同卿大夫间举行盟誓的约信文书。赵鞅，亦称赵孟，就是史籍中的赵简子（？-前 476）。很多人都知道戏剧《赵氏孤儿》，赵鞅就是戏剧中的那个名叫赵武的孤儿的孙子。晋昭公时，他官至大夫，主政国事，成为晋国赵氏的领袖。为增强实力，赵鞅广结人缘，召集同宗与投靠他的异姓，多次举行会盟，以聚拢人心。在压力之下，参盟者向神明起誓，对赵鞅表示忠心。出土的侯马盟书有 5000 件之多，据统计参盟人达 152 人，且有许多“寻盟”（反复举盟）的现象，可见这类会盟在当时多么频繁！

大夫会盟示意图

会盟的程序和盟书的形成

春秋时期的诸侯之间的会盟文书的实物没有发现，从侯马盟书的内容可知，当时如赵鞅这样的卿大夫主持的会盟，是有一个固定的程序的。这套程序是，先是主盟人召集参盟人一起到盟誓地点；之后是“书盟”，即由盟誓管理者将所要盟誓的内容书写在玉、石片上，每人一式两份，盟书数量与参盟人数相同；然后是“凿地为坎”，即平整盟誓场地，挖长方形竖坑；接着是“以牲助兴”，就是杀死牛、马、羊等牺牲，主盟人执牛耳，取其血，盟主将牲血分给众人；之后是“歃血为盟”，就是盟主和众人各含一口牲血，表示自己会遵守誓言；再后是“昭大神”，就是用鬼神约束大家；接着是“读书”，就是大声宣读盟书内容；之后是“坎用牲埋书”，需要将牲血涂在誓约上，然后掩埋牺牲和一份盟书，供神灵监视，同时也表明众人对盟书的尊重和认同；最后要将盟书的副本藏于专门存放盟书的地方“盟府”，用于必要时查看。至于作为牺牲的牲畜，古人认为牛最有灵性，用牛血来巩固誓言最有效，所以用牲多为牛。

侯马盟誓遗址“坎”的分布

这里的盟书又称“载书”。《周礼·司盟》“掌盟载之法”注：“载，盟誓也，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上而埋之，谓之载书。”盟书都是一式二份，一份藏在盟府，一份埋于地下或沉在河里，以取信于神鬼。这一点同今天大有不同，今天的联合声明除了各自存档，是要公开发表、昭告世界的，而那时是要告于鬼神，求神监督。

侯马盟书

发掘的侯马盟誓遗址面积约 3800 平方米，分“埋书区”和“埋牲区”两部分，埋书区集中在西北部。在盟誓遗址内共发现坎（埋牲的土坑）400 余个，坎的底部一般都瘗埋有牺牲，大坎埋牛、马、羊，小坎埋羊或盟书。绝大部分坎的北壁底部还有一个小龛，其中放一件古时称为“币”的祭玉，个别坑且埋有数件。埋盟书的坎则没有龛和玉币。这些玉币和牺牲都是在盟誓时向神或祖先奉献的祭品。书写盟书的玉石片，绝大多数呈圭形，最大的长 32 厘米、宽近 4 厘米，小的长 18 厘米、宽不到 2 厘米。此外也有圆形和近方形的。

侯马盟书

出土的盟书是用毛笔将盟辞书写在玉石片上，字迹一般为朱红色，少数为黑色。盟书内容有以下几种。一是宗盟类，要求效忠盟主，一致对外，实现宗族内部团结。二是委质类，作用是与旧主划清界限。三是纳室类，是对参与者扩充财产的约束。盟书中少量用黑色矿物质颜料书写的，叫“墨书文字”，是对既犯的罪行加以诅咒与谴责，使其受到神明惩处的“诅咒类”。另外还有对盟誓中有关卜筮的一些记录。

现有的侯马盟书，宗盟类的 514 件、委质类的 75 件、纳室类 58 件、诅咒类 4 件、卜筮类 3 件。可见人事方面的内容大大超过诅咒、卜筮之类与鬼神观念有关的东西，“轻神重人”已成为参盟人的主体意识。并且即使是向神发了誓，后来也经常违背食言，所谓“寻盟”，就是有人背誓、“盟府”中的盟书不见了，要到掩埋地点重新发掘出，再加认定。

侯马盟书

侯马盟书的发掘和研究

侯马盟书发现于 1965 年。这年 11 月，侯马市新田路南侧拟建设发电厂，考古人员在这一带进行勘探，发现侯马东周古城东南约 2.5 公里、浍河北岸东西长 70 米、南北宽约 55 米的范围内，分布着长方形竖坑 400 多个。山西省文物管理部门派出考古人员进行发掘，12 月 9 日近中午，在一个竖坑中发现带土的石片，上面隐约有朱书字迹。这些石片，正是侯马盟书誓辞总序的重要标本。这是侯马盟书的首次面世，发现这些石片的竖坑正是一处祭祀坑。

侯马盟誓遗址在侯马晋国遗址中的位置

从 1965 年 11 月至 1966 年 5 月，侯马盟誓遗址的发掘历时7个月，共发掘长方形竖坑 326 个，其中 42 个竖坑内发现写在玉、石片上的盟书 1500 余件。这些长方形的竖坑深浅不一，深者 5.7 米，浅者仅 0.2 米。坑口大小亦有差异，最大者长 1.6 米，宽 0.6 米；最小者长 0.4 米，宽 0.28 米。一般每个竖坑埋牲体一具，埋葬姿势或俯、或仰、或侧，部分似活体。

盟书上的文字书写

侯马晋国遗址发现古文字的消息传到太原、北京，著名文物专家谢辰生和原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张颔一起来到现场，考察有朱书文字的石片标本，还带了一些标本回京，请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帮助鉴别。郭沫若在看过朱书标本后，写出《侯马盟书试探》一文，首次提出“侯马盟书”一词。后来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陈梦家先生发表《东周盟誓与出土载书》，认为侯马出土石简即是晋国的“载书”。

侯马盟书及文字

关于侯马盟书的起止年代、内容分类，以及其所体现的晋国历史，学术界还有争议，不过普遍认可其属于春秋晚期。

侯马盟书不仅有助于研究春秋晚期的晋国历史，因其是目前发现比较早的毛笔书写的文字，故其独特的书法艺术也持续引起关注。侯马盟书字体介于大篆与小篆之间，在承袭西周文字的同时，又表现出了晋国的区域性风格。侯马盟书的书写，有偏旁随意增损、部位游移、繁简杂侧、义不相干、滥为音假、随意美化、信笔涂点的特征，正体现了春秋时期文字的书法艺术特点。此外，盟书提供了晋国末期官方文献盟书的规范文体和写法文本，是古代文学、书体研究的宝贵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