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北宸/文 一
张士诚是运盐工出身，起兵反元，打到苏州做了吴王。
成吉思汗鞭笞欧亚，而后建立一个硕大无朋的元朝。这么一个遮天蔽日的政权到了晚期，也照例是溃痈满身民变四起。张士诚太懂得“卖席的睡土炕，烧盐的喝淡汤”，知盐贵过于米贵，平江府本来花团锦簇，被他经营之后锦上添花。当时有句民谚形容民变的所有头领，说“友谅最桀（残暴），士诚最富”。这种底层的百姓起名字都勉强，就叫张九四（另一个头领陈友谅原名也叫九四），起事之后才请人改的名字。他最后被另一个底层百姓，和尚出身的朱重八逮了去。朱重八也改了名叫朱元璋，按斗争的逻辑，这时候他不会跟底层过不去，但对平层必然会过不去。朱元璋亲审吴王，吴王早拎清得很，说“天日照尔，不照我而已”。朱元璋听完就用一根弓弦勒死了他，之后直至建国，朱也自称吴王。诡异的是，朱元璋缔造的大明朝最后灭国也是一根弓弦的故事：吴三桂在昆明篦子坡勒死了南明永历帝朱由榔。
张士诚死则死矣，但还有彩蛋。
朱元璋讨元，打的旗号是“驱除胡虏，恢复中华”（《喻中原檄》，宋濂起草），这说明恢复的自然是被元灭国的宋。而两宋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文东武西的值殿排序——武将地位是远低于文官的，古来以右（东）为贵。朱元璋坐天下，想要恢复宋制。大臣们于是和他辩论起来，朱说，打天下用武，治天下用文，没啥不对啊。大臣们说，可文人有个大毛病，特喜欢隐臭讥谤，就比如——张九四厚礼请文人给他起名，给他起了啥名呢？士诚。朱说，这名不挺好么。大臣就解释，《孟子》说“士诚小人也”，这不就是骂张九四么？赵瓯北在《廿二史劄记·明初文字之祸》中记下了这段场景，并推断说“案是时文字之祸起于一言。……上由此览天下章奏，动生疑忌，而文字之祸起云。”
别的皇帝文韬渊博也就罢了，朱元璋斗大的字认不得一筐，居然大兴文字狱，这不是奇哉怪也？有道是“富帮穷全半生，穷帮穷说不清”，总之，虽然念经杀了运盐的，但也算为他报了阶级仇。
盐滩上造反的不仅是在红尘，仙境里也有。
张羽是潮州人，跟沙门岛的龙女私定终身，但龙王老丈人囚禁了龙女，让张羽一点咒念的都没有。给他咒的是东华上仙派来的仙姑，她传给张羽三件法宝：一只银锅，一枚金钱，一把铁杓——银锅里放金钱，再用铁杓将海水舀满银锅，架好柴禾大火煎煮。这怎么看怎么像盐民熬盐——《长芦：盐运古道上的聚落与建筑》一书介绍长芦盐业的生产分为煎盐法和滩晒法，其中煎盐法的关键步骤是“煎锅以芦苇或蓬草为燃料，烧沸卤水，蒸发水分，卤水随干随添，一直煎倒食盐结晶满锅”。虽然都是锅里煎熬，但仙家的妙用在于，能忽略盐结晶，只在意水多少即可。而且，和现在的锅炉水表和电量显示图标一样：锅里水煎一分，海水落十丈；煎二分，落二十丈；煎干了锅，大海也就同时被煎干了。张羽有了纳大海于小锅的仙家物理做背书，就在沙门岛海滩边开煮。这下就掐住了龙王的嗉子，只能乖。
《长芦：盐运古道上的聚落与建筑》
赵逵 王特|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2023年9月
在民间的神话故事里，龙王很多时候是倒霉催的，惹事不惹事都被拾掇一顿。惹事的时候必然被复仇，不惹事的时候还有个怀璧其罪。前者比如这次跟哪吒闹海，后者比如孙猴儿借定海神针。哪吒家在陈塘关就是现在的天津，他闹的是东海现在叫渤海，孙猴儿的家在东胜神州傲来国的花果山，就是现在的连云港，他闹的也是东海，现在叫黄海。
孙猴儿除了斗战胜佛，唯一的正式有名称编制就是天宫御马监的正堂管事——弼马温。《西游记》说弼马温的同僚有“监丞、监副、典簿、力士”，这当然和史书系神话对接不上。《晋书·天文志上》说“传舍南河中五星曰造父，御官也。一曰司马，或曰伯乐”，都是管天马的，差距太大。伯乐在天上管马，下凡后相马，还是干专业。伯乐下凡在东周时代，叫孙阳，被秦穆公封为伯乐将军，专门给他选千里马。
《战国策·楚策四·汗明见春申君》记载的伯乐相马，发生在太行山路上。“骥之齿至矣，服盐车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溃，漉汁洒地，白汗交流，中阪迁延，负辕不能上。伯乐遭之。下车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幂之。骥于是俛而喷，仰而鸣，声达于天，若出金石声……”这就是人马感应。凡大道深处都互通，所以韩昌黎（《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这个侄孙就是上八仙之一韩湘子）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是跑的料但不是拉的料，在车把式眼里是怂包软蛋，而伯乐眼里则是牛嚼牡丹。特别是这车还尤其沉重——运盐的车。褚人获《隋唐演义》说到秦琼当剑卖马倒大霉的时候，就借用了这段故事作词《点绛唇》，大发感慨“没个孙阳，骏骨谁相赏？伏枥悲鸣，气吐青云漾。多惆怅。盐车踯躅，太行道上”。太行山横亘南北，连着两个盐区，分别是长芦盐区和河东盐区。而据赵逵团队所著《中国古代盐业聚落与建筑研究丛书》的绘图来看，伯乐遇到的盐车只可能是长芦的三个县域，分别是河南林县、河北井陉和涉县。原因是，太行山西属河东盐区，其盐销往北西南三方，就是不下太行山。李白远足凡过往风物皆有创作，但到黄鹤楼就躲了，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河东盐不下太行应该是因为，长芦盐销售已经完全覆盖了太行山东麓。
二
张士诚是盐城人。盐城，顾名思义是以盐立城，事实上也是这样。刘邦建汉在该地置县，叫盐渎。关于渎，《尔雅》（我国第一部字典，且是汉典，本朝撰述解释本朝，字义应该最贴切）解释有二：一是最小的水沟，“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注谷曰沟，注沟曰浍，注浍曰渎”，二是“江、河、淮、济为四渎。四渎者，发原注海者也”。长江、黄河、淮河、济水都是从源头直流入海，所以称渎。那又小又大怎么解释呢？海边生又直流入海，这就是又小又大，源源不绝的意思。《雷锋日记》中有“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这句和盐渎的命名立意约略相仿。东晋义熙七年（411年）改名盐城，除了隋末就只有1946年苏皖边区改称叶挺县（该年新四军有两大损失：军长叶挺空难和副军长罗炳辉病逝，故该年苏皖边区政府用二人名重命名两个县名以致纪念——安徽天长县改名炳辉县），基本叫到现在。盐渎也好盐城也好，在过去不用盐做地名不足以平民愤的地方非止一处，比如浙江的盐官、海盐等，今天在产业上都跟盐关系不大了。
无海不盐，成方圆在电视剧《虾球传》中唱的片头曲《游子吟》的第一句“人都说海水又苦又咸”，海水里的咸即是盐分。中国东临太平洋，“大陆海岸线长度约1.8万千米”（中国政府网·中国概况），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前提只是要把盐从海水中提取出来，而这个过程就是食盐的生产。《太平御览》卷八六五引《世本》称“宿沙作煮盐”，这是史籍最早记载的食盐生产。宿沙氏是炎帝时期的一个诸侯（今山东境内），他点燃了烧向海水的第一把火，被称为中国盐业的祖师爷“盐宗”。山东是中国重要的人文祖庭之一，很多开先河者都出现在这里。煮海为盐最早的在山东，赋盐为金最早的也在山东，他就是管仲。管仲创立并施行“官山海”政策,“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这就是古中国大名鼎鼎的盐铁专卖制度，天下效法。从彼时直到现在，盐始终是政府专卖，成为最大的民生。《论语·宪问》评价他“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
电影剧本《闪闪的红星》里吴修竹对冬子说“人不吃盐就没有劲”，大多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人都是从这部电影里才知道这个常识。后来冬子穿着浸盐水的棉袄把盐从姚湾镇带到红军驻地，再用火烤干棉袄刮盐。游击队有了盐吃，才能坚持打仗，等到冬子爸潘行义带着的队伍打回来。有好事者考证，冬子和潘行义的原型就是麻城的许光和许世友。故事的发生并非在江西，而是大别山区的鄂豫皖地区，那里才有冬子妈说的映山红，比如麻城龟山就是以映山红(杜鹃)闻名。
小说原型考证只能似是而非。许氏父子固然是，但张爱萍父子、曾志母子也是同样。那个战乱流离的年代，类似的事情太多了。至于映山红，井冈山上也是有杜鹃的，品种还是当地独有。但如果说姚湾镇，还算靠点谱——跟盐的关系很大，徐州新沂的窑湾古镇和宿迁的皂河古镇都是大运河上的盐粮要津，窑湾和姚湾同音，都是大镇。大运河自隋开挖之后，直到满清，一直是漕运主干，槽帮即是漕运中涌现出来的群体，因为一个机缘受到官府认可帮办漕务而产生的，二月河的帝王三部曲中把这段演义得活灵活现。
因盐成事的，槽帮算幸运。有幸运随之必然有不幸，就是那些贩私盐的。
张乐行是捻军巨擘，起事就是因为他原本就是私盐贩子。自有盐禁之初，即有私盐存在，所谓有禁则必有犯禁，有规则必有潜规则。程咬金编耙子之前就是在山东贩私盐的。对于官盐而言，私盐的规模再大也大不到哪儿去，因为政权力量有极大的约束度。
三
政权疆域内几乎所有的行为框格都是被规定的，比如云南盐运区的滇藏道。丽江以北的维西、中甸两厅是南边喇鸡鸣井的销岸，从地图上看是完全合理的，而实际上，这两厅吃的都是西藏芒康井和四川巴塘产的沙盐——康巴两处距维西中、甸比云南本省的喇鸡鸣井远了两倍不止。何也？这两厅南到喇鸡鸣井之间，自冬至春两季都是大雪封山，而以北的川藏通道却顺畅得多。地图炮的决策，把这里逼成了先天性私盐区，但官府也有辙：禁不掉那就顺坡下驴发财——在德钦阿敦子设卡，对沙盐征税。决策失误反过来成了设卡的因地制宜，血管狭窄虽然不是心脏病的病因，但血管里撑上支架也能有效——这就是官僚的逻辑自洽。
大规模贩私盐出现在清末。
之所以大规模，和如上所述政权约束度的逻辑同理，清末政权发生了问题。太平天国切入东南，两淮到两江的盐运通道被切断。这时候，川盐就自西而动，大举进入两江，关键是绝大多数都是私盐。清廷启动回光返照式的机灵，开始大设盐局收税。李鸿章的《川盐分成排销折》说“湖北宜昌一带，未经兵乱以前，向为川私充斥……自咸丰初年设局收税，化私为官，商民称便，悉就范围”。而相同的情形历史再现，抗战来了，川盐非但不能绝，民国政府还明令川盐增产，这两次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川盐济楚”。从大的层面看是政权的财政、产业和交通策略，而冥冥之中具体的某点，又成了拨动历史巨轮的锁钥。
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一个播布极广的故事。
听过的人虽然无数，但很少去深究几点：一是这个革命不是共产党的革命，而是讨伐袁世凯；二是闹革命的具体对象，就是桑植县盐税局芭茅溪的税卡；三是抢税卡不是抢钱，而是夺枪——那次夺了12条“塞一粒（子弹）打一粒”的毛瑟枪。（《南昌起义前的贺龙资料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
矿税盐税在过去，都是官府驻地武装收取的。向来地大物博的中国，凡有利处必然会有官府的征缴点，孟心史《明史讲义》在说到“万历之荒怠”时说“矿使税使、毒遍天下”，蚁聚蝇烦，数目巨大。小据点有武装但由于据点太多，兵力分散，遇到关键节点，就是起事夺枪的最好切入。如果逢乱世的大矿大井，要部署大量兵力，那谁来驻军就得用枪炮说话了，比如民国时期的自贡。
像唐山的开滦是开平和滦县的组合词一样，四川的自贡是自流井和贡井的组合词，而这两个井都是正儿八经的盐井。与两淮山东长芦这些沿海盐区不同，四川盐区主要是井盐，地下的矿脉是盐卤水，凑巧的是，井盐又常和天然气挂钩。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说秦国的“临邛县……有火井……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盐；家火煮之得无几也”。清咸同年间起，川盐称为“盐都”，在民国处处督军的时代，“一两白银一两盐”的自贡就成了西南军阀宝地，拥兵十万，人人吃饭，军费问题就是最要命的。从民前一年（1911年）滇军入川开始，直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蒋中正控制全川，四川盆地经历了多次大大小小的军阀混战，借口多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自流井、贡井，以便就近提拨盐税，充作军用。滇军两次进川，目标都是自流井。
据不完全统计，这段时期自贡的驻军先后有:川军第一师、京防军郑籍庭营、川军第三师、滇军第一梯团、滇军刘法坤旅、川军张鹏午团、滇军金汉昌旅、川军吕超部、川军赵宗藩旅、川军刘成勋部、川军刘文辉部、川军杨森部、川军刘湘部、川军蔡玉龙部等。此外还有滇军的黄毓成、曾任四川都督的尹昌衡属部周骏，以及先依北洋后投老蒋的刘存厚等。战场或在成渝一线，或在其他地区，但往往离不开自流井、贡井这个中心地带。
网上流传一张照片，1939年西康省义敦县县长彭勋站在避难窝棚式的县政府门前。摄影师孙明经（蔡元培誉为“拿摄影机的徐霞客”，北京电影学院1977级张艺谋、顾长卫的摄影老师）问他“县府的房子怎么还不如学校？”彭勋答：“刘主席说了，如果县政府的房子比学校好，县长就地正法！”
这个刘主席，就是西康省主席刘文辉。之前刘是川康边防总指挥、四川省主席，怎么掐头去尾当了西康省主席了？1932年刘文辉和刘湘爆发为夺自贡的“二刘之战”，结果是刘文辉被亲侄子打跑了，只能到西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