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酷的一批中国公司，已经不谈“扁平化”了

2020年3月，著名管理学大师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去世时，这个让年轻一代既熟悉又陌生的名字曾引发朋友圈悼念狂潮，顺便带动了一波中文版自传的销量。

执掌通用电气的二十年里，韦尔奇把它从一家傻大黑粗的制造业企业变成了比肩华尔街大银行的多元化帝国，期间通用电气的业绩增长极其稳健，财务健康水平更是好到难以置信。韦尔奇功成身退时，通用电气市值从100亿美元飙涨到了4000亿美元。

前互联网时代，韦尔奇在中国的知名度仅次于比尔·盖茨，也是《读者》、《知音》等杂志励志栏目的长期客座嘉宾。

韦尔奇的管理理念其实并不复杂，比如坚持10%末位淘汰让团队保持活力、坚决砍掉没有财务贡献的业务、设定严格的绩效标准等等。

杰克·韦尔奇（右）与巴菲特

艺术家的伟大创作可以穿越时空，企业家的荣誉勋章总会随着时间褪色。

通用电气的八面玲珑是狂飙猛进的格林斯潘时代的浓缩，韦尔奇的管理哲学自然也无法超脱制造业转移与金融自由化的语境。任何管理理念都有其时代局限性，人手一本《奈飞文化手册》的时代，反倒是韦尔奇自传中他妈妈的生活态度更加前沿和先锋：

没必要用降低生活品质换来长寿，我就是要吃我喜欢的东西。

风云际会的时代与才华横溢的企业家总是唇齿相依，它的产物往往有两种：一是总结在书本上的管理理念，二是凝结在代码上的数字化工具。

微软的Office诞生时，其进步性在于可以把A4纸上的文档原封不动的呈现在屏幕上，把表格里大量枯燥繁琐的运算交由计算机运行，由此提高了商业世界的信息化密度。而当人们开始用电脑和手机浏览文档，用IM工具实时沟通时，Google Docs便取而代之。

两者的区别在于，管理理念更多是一种事后的复盘。韦尔奇的管理学并没有延续通用电气的增长神话，后者反而在金融危机期间险些倒下。而推动商业进步的力量之一，反而是Office这类数字化工具。

在技术革命与企业家精神的宏大叙事中，“工具”承载的分量时常被低估。

不要把办公软件理解为“线上办公”

2020年12月，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落成不久，一台长19.5米、高5.3米的巨型机器运抵上海临港。这是特斯拉与意德拉（IDRA）联合研发的铝铸工艺压铸机，名为GigaPress，重量高达410吨。这是特斯拉超级工厂最核心的生产设备之一。

GigaPress可以将传统车架中的需要加工再组装70个零件，焊接1000至1500次的复杂生产过程，变成一次简单压铸加工，让焊接两小时变成压铸两分钟，同时也为Model Y省下了20%的成本[2]。

从燃油车到电动车，改变的不只是驱动汽车的方式，同样也是生产方式与管理方式的巨大变化。种种迹象表明，马斯克不仅对挑战物理学充满斗志，对企业管理和组织效率也非常上心。

2012年，特斯拉请来了ERP老兵Jay Vijayan担任CIO，负责开发内部管理平台Warp，直接汇报给马斯克。当时特斯拉遇到的一大问题，就是SAP等乙方的方案，都无法满足马斯克的要求。

四年之后，Jay Vijayan带着Warp的全部开发经验离开特斯拉，创办了针对汽车零售的SaaS公司Tekion，目前估值超过35亿美元。

在新能源车的主要战场中国，车企对管理工具的需求也在刷新。

稍加留意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头部新能源车企，都是“先进团队，先用飞书”的广告牌常客。语直口快的李想一度给出过“帮助我们升级了自己的组织”的评价，并发朋友圈亲自督促飞书iPad版的开发。

原因之一在于，新能源车企的直营模式，让复杂繁琐的门店管理成为了一个难题。

燃油车时代，庞大的经销商体系承担了销售工作，主机厂只需要负责生产，然后把车“批发”给经销商。但对电动车企业来说，无论是品牌形象的建立，还是终端需求的把控，都需要能直接接触消费者的直营系统。

当年Jay Vijayan在特斯拉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把汽车的OTA更新和生产部门打通，同时让门店与网站的订单数据快速反馈给总部，但SAP和甲骨文并没有适应这种业务模式的方案。正如Jay Vijayan所说[3]：“马斯克想从头到尾重塑汽车，包括软件。”

国内车企的实践中，一个经典案例是多维表格的使用。以往的门店管理或融合多个部门数据的产品研发，开会的过程要在十几张表格之间来回切换。

在物料管理场景下，通过不同的权限设定，无论是一线生产还是中后台管理者，都可以在一表中一键查看零件在途货库存的情况。通过推送提醒相关负责人可以及时知悉缺料信息。

多维表格在新能源车企中的应用

新能源车的另一个变化是零部件的“集权”，燃油车的功能大多出厂即写死，但电动车集中式的电子电气架构，可以改写运行在硬件上的软件，改变硬件功能。反映到车企的组织架构上，燃油车供应链中整车厂-Tier 1-Tier2-Tier3的链式结构被打破，类似软件公司的网状研发体系取而代之。

最典型的是算法研发环节，小鹏“测试不能停”的江湖传闻由来已久。疫情时期，负责自动驾驶研发的吴新宙还带着团队在广州做路测。后来，吴新宙还利用中美的时差，开发了中美团队轮流接力的全天候工作流程。

自动驾驶听起来高大上，但在实际应用中，反而表现为高负荷高强度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既需要智力和体力堆砌出的工程能力，也是对公司管理能力的大考。

李想曾有一个类似的表述：新能源车企是结合了汽车工业与互联网产业的“复杂网状组织”。

这类“复杂网状组织”不只局限于新能源车，反而在自动驾驶、大模型、直播电商、短剧等新兴行业中普遍存在。这些行业有两个鲜明的特征：一是批量诞生于2020年后；二是几乎所有头部公司都是飞书的客户。

产业界曾将协作工具的快速渗透解读为居家办公的影响，但企业向飞书的迁徙并未随着疫情结束偃旗息鼓，反而成为了趋势——事实证明，最酷的一批中国公司，已经不当Google和Netflix的学生了。

新势力的代表蔚小理，做大模型的月之暗面、智谱AI和MiniMax，每一条新赛道上的黑马公司，几乎都被塞进了“先进团队，先用飞书”的广告牌。

新兴行业千差万别，但共同点是极高的增长速度，以及与之并行的管理局限性。因此，新的管理能力与对应的工具应运而生。对办公软件的选择，本质是产业界对管理理念的提炼和浓缩。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图腾，杰克·韦尔奇的《赢》勾勒了美国制造业的骄傲与荣光，时过境迁，互联网公司的网状结构与扁平化管理又被《重新定义团队：谷歌如何工作》所定义。今天，新兴行业里的黑马公司，正集体在飞书寻找组织协作的参考答案。

而当“新兴行业用飞书”蔚然成风，它所代表的又是一个什么时代？

新兴行业的“反标准化运动”

B站up主“大猛子”刚毕业就去了中铁九局的一线工地上干活，在工件间隙以视频展示工地日常。几年下来，大猛子不仅用一张饱经沧桑的脸重新定义了弱冠年华，也以一己之力拉低了土木工程专业的整体报考率。

每个时代每个行业都不缺自己的大猛子，2017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上，郭台铭向时任工信部部长苗圩大倒苦水，矛头直指大学生动手能力差，不愿意下基层[4]：“请问苗部长，政府有没有什么政策可以让大学生下工厂？”

只不过当年up主这个身份还没有“职业化”，八年已降，外卖小哥Eason凭借一口流利的伯明翰口音，惊动了凯迪拉克的副总裁；擅长八种英语方言的东莞小伙“国际Tony”，拍短视频拍成了央视口中的“外贸转型升级典型案例”；而在大猛子的轮番轰炸之下，土木工程已经悄悄改名“智能建造”了。

国际Tony（中）登上央视

一份《96后毕业生就业现状调查》显示，最受95后欢迎的新兴职业是主播或网红，原因不难理解。生于互联网时代的年轻人，对“机器罚你站十二小时”的流水线工作难免产生排异反应，在现代化程度不如牧原股份养猪场的集体宿舍住上几天，大部分人自然宁愿送外卖。

无论是网红、主播还是送外卖，特点都是工作时间相对弹性，工作自由度相对高。在没有闲置住房可以出租的情况下，灵活就业至少满足了“灵活”。换句话说，比起秩序与效率组成的高度标准化的工作，这类“新兴职业”最大的特点是“非标准化”。

这些非标准化的工作，不仅存在于“新兴职业”，也存在于“新兴行业”。

最典型的是大模型公司，特点是人才与技术高度密集，但工作方法和流程相对模糊，既没有成熟的标准化产品与服务，也没有可以量化的考核与评价体系。由此带来了一个管理学困境——即便顶级科技公司对人才的定义与定价方法，也在人工智能行业失效了。

2012年，Google把Geoffrey Hinton教授和两个学生收入囊中，吓坏了一堆科技公司。因为Google在他们眼皮子底下，花了4400万美元买了一家成立不到一个月，只有三个员工和几篇论文的公司。

时过境迁，Geoffrey Hinton学生的学生杨植麟创办月之暗面，资本市场依然没学会如何给AI科学家定价。反而是大神云集的大模型公司，带来了新的组织管理难题。

Geoffrey Hinton三人组

当年扎克伯格为了请来深度学习三巨头之一的杨立昆，答应了他许多苛刻要求，比如AI实验室设立在纽约，实验室与产品团队完全划清界限。扎克伯格也一直没想明白，该怎么给立昆老师定KPI。

大模型公司最突出的特点是团队中大量一个顶十个的“超级个体”，同时，一个组织的核心也从管理变成了合作，既没有明确的衡量指标，也没有可量化的KPI，往往以一个相对长远且模糊的目标为驱动，导致大模型公司对“人才”的定义和管理，脱离了传统的范式。

当固化的工作流程和严格的交付进度销声匿迹，以“人”为中心的协作思路就会取而代之。

几乎所有的大模型公司装好飞书的第一件事，就是用多维表格进行人才体系梳理。把从招聘开始的员工信息结构化整合，形成可以追踪和分析的人才管理系统。

用多维表格进行人才判断的示例

产业进步的表现之一便是人的附加值的提高，劳动生产率一路向上的核心，也是人从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中不断解放，正如总设计师在1978年视察鞍钢时说：“世界变化的结果，生产越发展，直接从事生产的人越少，从事服务业的人越多。”

工作流程的非标准化不仅体现在大模型这样的新行业，也存在于老行业中涌现的新业态。

“交个朋友”的直播间里，每天上架的商品成百上千件，很难用文档这类工具完成。通过飞书机器人，交个朋友可以将不合规和高风险商品第一时间推送到法务部门的飞书群聊，让人一辈子不忘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

“交个朋友”的提醒机器人

直播带货最大的特点是实时互动，以往店铺小二对着一叠A4纸批量回复网友咨询的标准化流程就此作古。面对时刻切换的PPT和实时上架的新商品，以及动辄数十万用户注视下的细节隐患，烫金的A4纸和提词器面对这些高度非标的工作环节时，也难免力有未逮。

无论是新能源车、大模型，还是短剧、直播电商，这些行业呈现的共同特点，就是标准化工作流程的实效，需要灵活调度的协作环节批量诞生：

总装厂需要时刻跟踪零部件的供应；自动驾驶算法团队连夜爬起来给Corner Case打补丁；短剧导演一个礼拜拍完100集；带货的主播每天都得随机应变上演20次救场。

在效率的躯壳之内，大量的工作岗位，经历了一次非标准化的改造。

伴随大量工作环节“非标化”，与之并行的是管理理念与工具的迭代。

飞书的迅速普及，本质上是适应了新兴行业工作方式的变化。正如飞书的产品设计理念——工具不是闭门造车“设计”出来的，而是先有基于一线的管理实践，再将这些实践做成一套工具。

杰克·韦尔奇被封神的年代，恰恰是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大行其道，产业工人的工作日趋标准化的时期，从福特T型车到丰田的精益生产，超级工程在流水线上被拆解为一个又一个整齐划一、单调乏味的标准化动作。

通用电气位于越南的生产车间

当年轻一代翻开韦尔奇的《赢》，看到“考评”、“赏罚”、“员工管理”、“六西格玛”这些闻风丧胆的字眼，大概率会悄悄删掉“悼念大师”的朋友圈。

90年代，主导英特尔向微处理器的转型的安迪·格鲁夫回望自己的峥嵘岁月，又用OKR和“10倍速变化”定义了前互联网时代科技公司的生存法则。一个又一个新兴行业迸发，产品经理们一边翻阅着《不拘一格》，一边与卖铲子的协作工具，探索着管理半径的边界。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大模型公司的知识库和新能源车生产线开始重塑组织的形式与规则，飞书成为了撬动灵感与创造力的支点。

请新兴行业先行先试

2007年第一代iPhone发布时，微软正在重金押注移动战略，有好事媒体就此事请时任微软CEO鲍尔默置评，后者的评价是：这是世界上最贵的手机，而且没有键盘，吸引不了商务用户。

时至今日，iPhone依然是世界上最贵的手机，而且没有键盘，微软的Lumia则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即便最顶级的科技公司，在技术变革面前也会迟疑。当年iPhone 4销量即将破亿，扎克伯格也曾尴尬发现，Facebook懂iOS开发的程序员只有5个[7]。

放在SaaS产业的语境下，从业者往往低估企业在管理上的思维惯性，以及与之对应的管理工具顽强的生命力。

韦尔奇的管理学对应的时代，美国制造业仍以福特T型车构筑的流水线为底色。在标准化大规模生产的寓意中，KPI和末位淘汰完美适应了制造业对效率近乎病态的追求。

而当互联网产业打破了按件计费的规则，扁平化的公司治理结构也催生了对沟通和协作即时性的诉求，硅谷精英把安迪·格鲁夫的《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翻烂的同时，也创造了那个困扰中国互联网多年的问题：为什么老外喜欢发邮件？

关于这个问题的大讨论可以追溯到十多年前，在漫长周期的迭代中，讨论已经从中美用户的使用习惯，延伸到了文化问题和民族性问题。

但这个问题的答案非常简单：美国企业的信息化高峰在90年代，Oracle、SAP和Adobe这些软件公司迅速推动了邮件的普及，并随之形成了一种异步沟通的习惯。但即时通信在中国普及，企业开始搞信息化的时候，美国人已经把科网股搞出泡沫了。

归根结底，不是老外不知道IM的好，实在是生于1950年代的老板喜欢发邮件。这个现象在中国也存在：办公软件再好，还是不如盖着公章的红头文件有排面。

所以，许多美国公司做办公软件的思路其实是“邮件IM化”——把发件箱和收件箱做成像聊天软件一样的对话框。被Saleforce用277亿美元天价收购的Slack，就是从邮箱演化而来。

Slack天价估值的源头，显然不是美国人一夜之间抛弃了电子邮箱，而是移动互联网和配套的云计算产业的出现了。美国年轻人在走向工作岗位之前，Facebook和WhatsApp已经深度耦合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于是，成长于移动时代的硅谷工程师，又反过来用Slack和Google docs整顿职场。

在美国，大部分打着“协作”标签的SaaS产品大多诞生在2010年前后：GitHub创办于2009年，Figma在2012年，Slack在2013年。移动互联网产业的出现催生了新的管理与协作诉求，又反过来推动了SaaS行业的自我革命。

因此，SaaS产品的涌现和发展，往往对应着一个或多个新兴产业的诞生，而新兴行业又会反过来带动新产品与新理念的渗透与普及。在新能源车企纷纷“上飞书”后，三电系统、激光雷达、自动驾驶等配套企业，也纷纷在飞书新建了第一张多维表格。

经济学中，新的学术理论往往来自对既有经济周期的“复盘”；管理学领域，理论和工具也难以超越实践，反而是大量新兴行业的实践，推动了理论和工具的进步。

长期以来，中国其实并不缺少一流的SaaS产品和协作工具，也不缺乏有足够支付能力的客户。真正缺位的，是定义新的组织形式的公司和行业，而这些“后浪”正在近几年批量涌现。

做新能源车的蔚小理、做大模型的月之暗面和MiniMax、直播带货的商家、拍短剧的导演和调试机器人的工程师，如果说他们有什么共同点，不外乎他们都在定义一种新的组织与协作范式。

2020年的飞书未来无限大会上，CEO谢欣曾表示，要把飞书“打造成配得上这个时代的工具”。实践它的第一步，是和正在定义这个时代的人与公司站在一起。

《重新定义团队：谷歌如何工作》中说，Google打破了等级森严的公司制度，靠着扁平、开放、透明吸引了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

今天，无数中国公司也在探索，在撤掉了红木书柜和边上的“天道酬勤”牌匾后，空出来的地方应该放点什么东西。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

参考资料

[1] TeslaModel Y Single-Piece Casts Spotted in Giga Shanghai with NewActivity，Torque News

[2] 从70个零件减到1个，特斯拉ModelY车身将改为整体铸件，第一压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