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浪潮和国家竞争：盘点中美两国的科技“家底”

2023年《华盛顿邮报》观察到一个现象：美国高校计算机专业的毕业典礼耗时越来越长，但人文艺术类学科的却越来越短[1]。

美国没有张雪峰，但高中毕业生们正在疯狂涌向计算机专业，同时文科的吸引力在不断下降。根据美国官方的数据，从2017年到2022年，美国读计算机的学生人数增长了34%，但同期历史专业下降了12%，媒体和新闻专业下降了20%，英语专业（类似我们的中文系）学生人数则下降了23%。一些著名的文科大学，也开始大力发展计算机专业。

典型如马里兰大学，2010年该校的人文艺术类学科跟计算机的学生人数比例是4：1，但到了2023年这一比例变成了0.6：1，前者下降，后者猛增。出现反转的原因很简单：马里兰大学计算机系本科生毕业四年后薪资中位数超过11.6万美元，而历史系的中位数只有5.3万美元，英语系中位数只有4.77万美元——在高额学费的压力下，傻子都知道怎么选。

一个典型的美国程序员形象，readwrite.com

就业，是产业的映射。CS专业在美国的火爆反映了一个事实：美国的信息产业，没有像制造业那样被大规模转移到海外。

这跟产业的属性有关。信息产业里偏硬件的芯片、PC和智能手机等，有较长的产业链，一部分制造环节能够被外包；但像软件、互联网、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细分门类，链条极短，一群程序员就可以完成产品从0到1的所有环节，加上传输介质数字化，软件和互联网产品的复制成本为零，美国公司只需要宅在硅谷，就能占领全球大部分市场。

另外，一个产业在技术进步变慢后，勤奋的追赶者才有逼近的机会，比如蒸汽机、内燃机和电力等技术在诞生几十年后，迭代逐渐变慢，磨个几十年效率也就提升个一两倍，这样就给后发国家的追赶提供了窗口机会。但计算机产业不一样，软硬件性能每隔2～3年就翻一倍，底层创新更是不断涌现——而美国主导了其中大部分创新。

这些创新包括：信息论、计算机架构、MOSFET（场效应晶体管）、集成电路、编译器、操作系统、以太网、图形界面、公钥密码、微处理器、数据库、TCP/IP、分组交换、CDMA、面向对象、3D图形、深度学习、UNIX、C/C++语言、RISC架构、软件工程、分布式计算……这些都是构建计算机科学大厦的基础，皆出自美国。

从“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ACM图灵奖名单中便可窥得一斑：截止2023年的76名获奖者中，美国国籍62名，欧洲9名，加拿大2名，以色列2名，中国1名（回清华任教的姚期智）；而在培养图灵奖的高校中，斯坦福大学、MIT和UC Berkeley包揽了前三，前15名中更是有13所美国高校。

基于这些创新，信息革命从1950年代开始，先后掀起了10次产业级别的浪潮，分别是：

1. 晶体管/集成电路 2. 大型机 3. PC机 4. 企业软件 5. 数字通信 6. 互联网 7. 云计算/SaaS 8. 智能手机 9. 移动互联网 10. 人工智能

这些产业浪潮，几乎全部都源起于美国，也诞生了一大批底色是星条旗的商业巨头。目前全球7家市值超过1万亿美金的公司，6家是美国的科技巨头，苹果谷歌微软和亚马逊等公司富可敌国，称之为新一代的东印度公司也不夸张，而它们无一例外都将核心的部门放在美国本土，把全球征来的“科技税”，源源不断地兑现成员工的高额薪酬。

所以可以这样说：信息产业是最没有“全球化”的产业之一，美国把核心的就业和产值都保住了。

美国之外的其他玩家呢？欧洲曾在第一次工业革命里压制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跟美国“携手并进”，但第三次工业革命爆发之际，老欧洲的首要任务是在废墟里重建，先恢复钢铁、汽车、化工等传统工业的产能，它们一边拿着马歇尔计划的天量扶持资金，一边要对昔日的小跟班完全开放市场，在这一轮新的革命中，它们经历了怎样的野心和失落？

而新兴的日韩和中国，它们显然都是美国的新一轮“追赶国”。日本曾经野心勃勃，在芯片等领域等一度逼近美国，但最终遗憾多于成绩；韩国的目标更实际，只想成为美国链条的一部分，调动财阀突击后反而有不俗的成绩；而剩下的中国，无论你如何看待中国的科技实力，都无法否认的是：这是一个比美国还热衷让孩子报计算机专业的国家。

所以当前世界科技版图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在信息革命的10次浪潮中，美欧日韩中五大势力，是如何“此消彼长”的。

信息革命的10次产业浪潮，本质上是通过对底层创新的“排列组合”实现大规模商业化。这10次分别是：

第一次：晶体管/集成电路，始于1950年代。贝尔实验室在1947年发明了晶体管，另一家老牌美国公司德州仪器则在1958年发明了集成电路。两者早期几乎100%用在军事上，如民兵洲际导弹，美国军方的采购订单让晶体管价格大幅下降，一些民用场景如收音机等率先采用，仙童等公司诞生。在50～60年代，半导体几乎就是美国的“独角戏”。

晶体管诞生时，欧洲还是一片废墟，后来也没有费劲去追，相反日本在70年代一度威胁到美国，但最终落败，后来产业大分工，美国仍然拥有Intel高通英伟达AMD等核心资产，韩国和中国台湾则拿下了制造环节；而欧洲和日本虽然失落，但还是有一些“卡脖子”资产，如ASML和东京电子；中国大陆则布局了产业链所有环节，每一个环节都在追。

第二次：大型机，即Mainframe Computer，兴起于1960年代，被广泛应用到消费统计、人口普查、国防科学和企业管理等领域。引领者是IBM，代表作是1964年发布的System/360。大型机是美苏科技竞赛的核心战场，苏联阵营对美国大型机进行了广泛的仿制。

60年代大型机使用场景，1964年

在辉煌了20多年之后，大型机逐渐式微，1984 年PC机的年销量（116 亿美元）首次超过大型机（114 亿美元），之后差距更是越来越大。不过大型机目前在银行、电信、航天等领域仍然有一些难以取代的场景，IBM的z系列大型机仍然在产，只不过占收入已不足3%。

第三次：PC机，始于1970年代。由于芯片的进步，苹果等公司在70年代引爆了PC机浪潮，后续由IBM的兼容机放大。也恰恰得益于兼容机模式，PC产业链形成了全球高度分工的格局，但核心部件仍然由美国主导（CPU/操作系统/GPU），Wintel联盟在全球一度占据垄断地位。

在PC机的整机品牌领域，中美瓜分了全球市场（联想惠普Dell苹果华硕）；日本在面板和内存领域一度实力雄厚（夏普东芝尔必达），但逐步败退给了中国大陆和韩国（三星LG和SK）；组装领域玩家主要是中国台湾厂商（广达仁宝英业达）；欧洲在PC机硬件产业链上几乎没有任何存在感。

第四次：企业软件，始于1980年代。软件产业的底座是PC机产业，细分领域繁多，包括办公、数据库和工业软件等领域（操作系统归到PC机浪潮里）。美国在除操作系统外的细分领域，如办公（微软Adobe）、数据库（Oracle/微软/IBM）、工业软件（Autodesk/Cadence/新思）等都占据强势地位。

与之相比，欧洲在工业软件（达索/西门子）和管理软件（SAP）等领域有较强竞争力；日韩软件以嵌入式为主，实力相对较弱；印度在外包领域强势，但自有的软件品牌较少。上述国家对美国软件业几乎完全开放，而中国虽然也大量使用美国产品，但在几乎所有垂直领域都有对标的国产厂商。

SAP是德国的国宝级企业

第五次：数字通信。传统通信产业发轫于第二次工业革命，如电话和电报，属于模拟信号通信。在信息革命中，晶体管和光纤等技术的出现让通信技术产生了质变，推动了光通信和无线蜂窝网络的出现。早期的引领者仍然是美国，其中包括摩托罗拉、AT&T、康宁以及思科等公司。

2G时代，欧洲凭借GSM的成功，培育出了爱立信和诺基亚等一批公司；90年代华为中兴登上历史舞台，参与国际竞争，并在3G到5G的演进中跟欧洲“合谋”瓜分了全球市场，而中欧之外的摩托罗拉、北电、朗讯等公司纷纷破产、出售或退出市场。数字通信是10次产业创新中美国唯一丢掉强势地位的产业，特斯拉的星链能否扳回一城，尚未可知。

第六次：互联网，始于1990年代。互联网的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1969年的ARPANET，但诞生的真正基础是PC机的普及，以及数字通信技术的成熟，比如分组交换和TCP/IP协议。行业的引领者仍然是美国，尤其是1993年克林顿政府发布的“国家信息高速公路”计划，让产业骤然加速。

在除中国外的全球大部分地方，硅谷几乎垄断了从门户、搜索、社交、电商、流媒体等几乎所有领域，尤其是欧洲和日韩，美国互联网巨头如入无人之境，本土的互联网商业公司几乎被屠戮殆尽，进而严重限制了本国计算机工程师的规模，给后面几波产业浪潮的掉队埋下了伏笔。

第七次：云计算/SaaS，始于2000年代。2003年亚马逊首先推出AWS，然后2006年“云计算”在Google开发者大会上被第一次被正式提出。云计算本质上是一种数字基建，由于toB属性，既不性感也容易被忽视，但其实它的市场规模高达5500亿美金，跟智能手机差不多，是PC机市场规模的2.5倍。

亚马逊巨大的数据中心，弗吉尼亚州

而这一市场的格局更极端，玩家最后只剩中美。全球云计算前4名分别是亚马逊AWS、微软Azure、Google GCE和阿里云，国内华为和腾讯份额也比较大，海外虽受限但也在快速增长。SaaS巨头更是主要集中在北美，百亿美金巨头比比皆是，中国SaaS公司收入规模相比美国同行来说差距悬殊。

第八次：智能手机，始于2007年的“iPhone时刻”，大概花了10年时间就把功能手机扫进了历史垃圾堆，顺带消灭了欧洲的手机产业。目前终端品牌是美国和韩国各占一家（苹果三星），中国军团如小米、OV、荣耀、传音等包圆剩下的份额，一度登顶全球的华为则正在上演一场绝地复活。

智能手机产业链也遵循全球分工，美国在核心的操作系统（安卓/iOS）和高端SoC芯片（高通/苹果Silicon）上保持领先，能发起挑战的是被逼到墙角的华为（鸿蒙和海思），其他核心零配件中日韩欧均有分布，制造和供应链目前主要在中国，但向越南、印度转移的趋势正在愈演愈烈。

第九次：移动互联网，始于2010年代。引领了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美国自然拥有先发优势。除了传统互联网巨头把产品延伸到移动端之外，还涌现了一批移动互联网创业公司，如Uber、WhatsApp、Snapchat等。在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美国的各类App都霸占了排行榜前列的大部分位置，其唯一的挑战者是中国。

第十次：人工智能，始于2010年代，引导者仍然是美国。2012年AlexNet夺冠，深度神经网络被复活；2016年AlphaGo爆火，同年OpenAI在硅谷成立；2017年谷歌提出了Transformer架构，2018年GPT-1诞生，2022年11月ChatGPT问世……这一系列进展背后的推动力量，基本都是美国公司。

在ChatGPT问世之后，全球各国大概只花了3个月就形成了一个共识：通用人工智能（AGI）将带来人类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如果这个判断是对的（的确尚不能保证100%正确），那么可以说：第四次工业革命诞生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科技树之上，两次革命之间是“延续性”的。

这种“延续性”，跟工业革命3.0和2.0之间的“断裂性”完全不同——硅基科技树，几乎完全独立于电力-内燃机科技树。因此，一个隐藏事实是：在工业革命3.0版本中积累大量资产的国家，将在4.0版本获得一种先天的优势。

主导了全部的10次产业创新的美国，显然拥有最大优势。对其他国家来说，对10次浪潮的参与程度，决定了它们家底的丰厚程度。

信息革命的10次浪潮，像远古的冰川一样，深刻改变了地表的风貌：它孕育新的巨头，摧毁老的霸主，从而改变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实力对比。

在科技浪潮的国家竞争里，各国军团的主力部队一定是商业公司，尤其是代表某个领域最高水平的「国宝级」公司，比如韩国的三星、加拿大的北电、芬兰的诺基亚，英国的ARM、日本的索尼东芝NEC、法国的阿尔卡特、美国的Big 7……但即使强大如它们，在潮水的变化面前也无比脆弱。

最典型的案例当属诺基亚。诺基亚是数字通信领域芬兰乃至欧洲最核心的资产，既做终端手机，也做基站设备，曾经是华为仰望的高山。在智能手机出现前的10年里（1998年-2007年），诺基亚是芬兰当之无愧的国宝，巅峰时占到全球手机40%，贡献了芬兰GDP增长的1/4、全国研发支出的1/3，出口的1/5，以及全国14%的企业所得税。

随后，功能手机输给欧洲的美国，祭出了智能手机这一产业创新，诺基亚跟进失败，很快就败给了苹果三星，最终手机业务的尸体打包卖给微软，芬兰至少丧失了12000个高薪岗位。而诞生于智能手机浪潮中的几个芬兰公司如Rivio（《愤怒的小鸟》）和Supercell只能回补10%的高端就业体量，芬兰自此作为一个国家退出了全球科技舞台。

诺基亚CEO埃洛普和微软CEO鲍尔默合影，联姻最终失败

不光是诺基亚、瑞典的爱立信、德国的西门子、法国的阿尔卡特也统统关闭了手机业务，而上述品牌曾经跟诺基亚一起垄断了全球功能手机市场的80%。上个月底笔者去法国调研，在电信运营商Orange的门店里只看四个品牌：苹果、三星、荣耀和小米——欧洲已经丧失了所有本土的手机品牌。

缺乏本土巨头的支持，欧洲电子供应链也迎来了灭顶之灾，比如手机上最值钱的三款芯片——处理器、内存和基带，欧洲全部沦陷：做内存的奇梦达于2009年破产；做基带的英飞凌产品搭在第一代iPhone上，但最终被高通击败，业务卖身Intel；做手机处理器的ST-NXP无线干脆一款产品都没卖出去……多亏英国还有ARM，欧洲才保有些许颜面。

从占全球80%的份额，到产业链几乎全部清空，只用了大概不到10年的时间——这就是产业创新引发「换道打击」的恐怖之处。

日本也遭受过同样的打击。日本的芯片行业在70～80年代如日中天，直逼美国，其拳头产品是存储器。目前常见的解释，是美国通过芯片贸易制裁打击了日本芯片产业，但其实，美国并没有在存储器的正面硬刚中战胜日本（做到这一点的是韩国），美国让日本芯片产业陷入衰退的方式，是通过在80年代初的PC机浪潮，触发了「换道打击」。

PC机器浪潮由美国一众公司发起，尤其是IBM在1981年推出了兼容PC机，让微处理器（CPU）成为个人电脑的核心，本来被日本厂商打到快自闭的Intel，近水楼台把自家的x86架构跟PC机绑定，并沿着摩尔定律狂奔，等于换了一个赛道，日本厂商没能及时跟进，加上韩国人疯狂进攻存储器（受到了美国的扶持），日本芯片产业最终覆灭。

电动车同样是一场「换道打击」。在本轮电动车革命之前，曾经辉煌的美国汽车产业已经输给了日本和德国几十年了，直到马斯克横空出世，把汽车重构为「机械制造+消费电子+芯片+软件」，而欧洲在后面这三个上全都是短板——即做不了动力电池，也不生产座舱芯片，能写代码的工程师更是远少于中美，马上就陷入了被动局面。

相比之下，日本是消费电子产业链上的大国，松下更是给特斯拉提供了关键的18650电池，马斯克在2014年曾谄媚地表示“Model S的心脏就在日本”，但当特斯拉在中国扩大产能的时候，松下没能及时跟进，把领先地位让给了宁德和LG，而整个日本汽车工业也被丰田给带偏，在氢能、混动和纯电三者反复摇摆，错过了转型的黄金窗口。

创新的「换道打击」令人窒息，但「直道超越」也会让失败国家丧失掉整个产业。

例如加拿大的国宝级企业北方电讯（Nortel），血缘可以追溯到发明电话的亚历山大贝尔。我在几年前的文章《北电之死》中写过：北电在3G时代赌错了技术路线，押注美国力挺的CDMA2000和WiMAX，对欧洲主导的WCDMA投资过少，最终沦为3G时代看客，于2009年宣布破产，加上Blackberry手机的大败局，加拿大失去了一整个通信行业。

工人正在抹去建筑物上的Nortel标识，2009年

美国通信行业情况也类似。摩托罗拉曾引领了第一代模拟无线通信技术，“大哥大”风靡全球，但在接下来的2G时代，欧洲以罕见的速度团结起来，推出了GSM标准，占据全球90%份额，爱立信等欧洲巨头大赚，而摩托罗拉和朗讯（前身为贝尔实验室）等美国公司则逐渐落于下风，而随着华为等中国公司的崛起，美国在4G和5G时代逐渐落后。

当然，按照在芯片、汽车等领域的经验，美国显然会试图用「换道打击」来扳回一城，事实上，得到美国政府、军队和风投资金大力支持的星链，就被承载了某种翻盘的希望。

除了通信行业，美国基本上“胜多败少”，其大部分科技产品都横扫全球：苹果的手机、微软的系统、亚马逊的云、Intel的处理器、英伟达的显卡、Google的搜索、Meta的社交媒体、无数软件和SaaS……马克思在1866年曾经评价美国“仍然应当看作是欧洲的殖民地。”但在今天，欧洲甚至世界大部分地区，又何尝不是美国单向征科技税的殖民地呢？

美国的创新能力，对构建科技帝国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直道领先」，用创新来建立先发优势，对手一步落后就很容易步步落后；二是「换道打击」，一旦领先受到挑战，就重新定义战场，瓦解对手优势再次领先。所以对追赶国来说，既要宵衣旰食奋起直追，也要警惕任何一个重大变化，不敢有丝毫的懈怠——难度显然是地狱级的。

所以有着致命缺陷的苏联，本就没有赢的可能；而同样奉行资本主义的欧洲和日韩，也很难跟上这一轮又一轮的创新，大量国宝级公司被定向爆破，最后只龟缩到少数几个领域；印度和加拿大只有少量能打的资产，而广袤的南美、非洲、俄罗斯和中东则几乎没有存在感。目前唯一能对美国全方位紧跟死咬、而且没有被换道甩开的，只有中国。

这种判断，光靠直觉或者感性显然不够的，我们需要详细盘点中美在第三次工业革命里攒下的的家底。

中国启动对美国的市场化追赶，已经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了。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计算机和半导体事业的先驱如华罗庚、夏培肃、王守武等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成功保障了“两弹一星”等项目。但在市场化方面，当时的中国距离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1977年，王守武当着邓小平的面直言不讳：“全国600多家半导体工厂，一年生产的集成电路总量，只等于日本一家大型工厂月产量的十分之一。”

此时的世界，已经掀起了第一波计算机民用化浪潮：在王守武发言的1977年，苹果推出了Apple II，成为第一个出圈的大众电脑品牌；日本存储器行业此时如日中天，富士通、NEC和东芝横扫美国；Intel即将推出划时代的8086芯片，这是x86架构称霸世界的起点；IBM此时已是蓝色巨人，年收入188亿美金，是中国全国出口金额的2倍。

差距非常如此之大，追赶尤为艰难，尤其是集成电路和PC机两个浪潮。

芯片难以追赶，是因为行业已经进入了摩尔定律的快车道，技术迭代一日千里，要想追赶需要天文数字的资金，80年代的中国民穷国不富，想都不敢想；而至于PC机浪潮，CPU和操作系统被美国独霸，全世界其他强国也抢不来一杯羹，其他部件也被瓜分完毕，内地的企业只能靠组装和「汉卡」这一本地配件，赚来宝贵的第一桶金。

基于PC的企业软件浪潮，国内企业努力参与，但过程却高开低走。1990年前后，金山、用友、东软等公司相继成立，WPS全民火爆，全行业雄心万丈。但进入Win95时代后，海外软件越来越好用，并且通过盗版在国内大肆“普及”，用户对软件定价长期停在5块钱一张光盘。这让国内公司离微软、Adobe等巨头差距非但没缩小，反而越来越大。

金山老照片：求伯君、雷军和柳传志

到了1999年，昔日的雄心已跌入谷底，一大批国内软件公司破产，金山开发WPS的一度只剩下4个人（微软office团队超过2000），求伯君卖了别墅凑了200万差点儿重新创业，最后靠网游才活了过来。在2000年前后，大量企业家和程序员逃离传统软件，投身刚刚兴起的互联网。直到今天，中国面向B端的软件（包括SaaS）仍然相对羸弱。

中国第一个能算得上“抓住”的浪潮，是兴起于80年代的数字通信。

摩托罗拉在1986年引领的第一代无线通信，是基于模拟技术，随着芯片的成熟，通信行业开启了“模拟转数字”的大潮，而华为中兴等公司抓住机会，先做固话（比如程控电话交换机），再做无线，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打法赚到了第一桶金，然后在2G到4G的技术演进中坚持不懈投入研发，最终战胜了一众西方巨头，拿下了这个行业的话语权。

第二次跟进的浪潮，是互联网。中国互联网创业潮比硅谷晚了4～5年，在2000年科网泡沫前后，一批未来巨头如腾讯、阿里和百度成立，建立了独立于美国之外的社交、电商和搜索产业，让中国成为全球除了美国之外唯一保有「全门类」互联网产业的国家。目前全球互联网公司前100强中，美国占71个，中国占15个，剩下国家占14个。

第三次跟进的浪潮，是智能手机。在功能机时代，中国公司主要做中低端手机，华强北的繁荣是这一时代的映射。在苹果引领了智能手机的「换道」之后，国内公司跟进十分迅速（也离不开苹果对国内产业链的扶持），跟美韩两国一起从欧洲手上夺走了手机产业的产值和话语权，目前华米OV荣耀传音等厂商占全球份额超过50%。

第四次跟进的浪潮，是移动互联网。由于中国在互联网领域积攒了可观的技术和人才，本身又是智能手机大国，因此顺利抓住这次浪潮。目前全球活跃度最高的20个App应用中，除Telegram外其余的19家都是来自属中美，不仅微信、抖音、手淘和拼多多等牢牢占据本土市场，而TikTok、Temu等也证明了中国移动互联网在全球的竞争力。

TikTok支持者集会，华盛顿，2023年

第五次跟进的浪潮，是云计算，率先破局的中国公司是阿里。由于电商对IT资源消耗巨大，阿里硬着头皮在多年亏损的情况下对云计算巨额投入，最终获得突破，王坚甚至成为罕见的由民营企业培养出来的院士。华为、腾讯等先后跟进，它们联手攻下了国内云计算市场，不过由于IT基础设施的属性，它们在海外的阻力显然比小米OV等大得多。

第六次跟进的浪潮，是人工智能。2012年AlexNet引领深度神经网络的复兴之后，美国科技巨头开始押注人工智能，最先跟进的公司是百度，随后AI四小龙相继成立，国有和民间VC疯狂涌入AI领域，在ChatGPT问世的前一年，中国AI论文数量已经是美国的2倍。尽管最终的桂冠由OpenAI摘得，但要论AI人才梯队的规模和质量，中国仅次于美国。

在连续紧跟和抓住六波浪潮之后，中国的政府和商业巨头开始掉过头来，反哺早期错过的浪潮。

集成电路自然是首要的。在2018年之前，中国信任甚至依赖全球的芯片供应链，进口芯片金额在2015年达到了2000亿美金，超过了原油。而“自主可控”虽然一直在努力，但大都“在商言商”，东西做得不好没人买单，比如海思的订单基本都给台积电而非中芯。2018年改变了一切，毫无休止、逐步加码的制裁把对这场追赶变成了必选项。

由于产业链所有的角落——哪怕是一个不起眼的零部件都可能遭遇（或正在遭遇）禁运，这让中国公司都产生了强烈的“黑暗森林”式恐惧感，因此只能在所有环节都试图实现国内供给。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承担了资本投入最重的制造环节，民间资本则主要在材料、设备和设计等环节发挥作用。

这里面比较重要的一点是：「政策+市场化」的框架尽管有瑕疵，但基本上做到了奖优罚劣——凡是高质量完成“国产替代”的公司，不仅能够自我造血，通过市场化拿到丰厚回报，收入和利润高涨，而且一度通过资本市场出现了“造富效应”，这是中国区别于当年苏联模式的核心不同。

除了集成电路行业之外，对企业软件和PC机领域的“补课”也在进行。前者大都由企业来牵头，尤其是前几波浪潮赚到丰厚利润的阿里、腾讯、字节等公司，结合SaaS换道的浪潮，开始回过头来反哺toB的软件生态。至于PC机生态，由于难度极高，目前还是以政府支持为主。

回顾这些「紧追」和「补课」的过程，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脉络：中国先在数字通信，后在互联网上抓住了机会，诞生了第一批科技巨头，随后在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浪潮中迎来了爆发，商业公司如雨后春笋，也给之后的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提供了充沛的资金支持。最后，在政府和企业的协同下，对芯片、PC和软件三个产业进行补课。

通过6次「紧追」和3次「补课」，中国攒下了仅次于美国的信息产业家底——这些家底，是第四次全球科技竞速战里最高贵的资产。

华为前高管刘平，曾在一篇文章中透漏了90年代华为的工资[8]：

刘平加入华为前，在上海交大当了8年的老师，工资是400块钱一个月。1993年2月底他加入华为，在李一男的手下参与C&C08万门机的研发，第一个月的工资是1000元/月，3月份工资就涨到了2600元/月，此后更是每个月都涨，到年底，工资已经变成了6000元/月，是在交大时的15倍。

华为是中国最早能把研发变现成利润的公司，加上老板敢于慷慨分钱，华为的薪资一直遥遥领先于同类公司。在90年代，类似刘平这样离开清贫的高校和研究所，拖着简陋的行囊，手里攥着边防证，远赴深圳加入华为，工资连年翻倍加零，最终实现了车房自由的的工程师，可谓数不胜数。

这是一个缩影。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科技军团的主力，从骑着自行车上班无私奉献的教授高工，变成了一批一批年薪几十甚至上百万的工程师。

国家要想追赶甚至引领科技浪潮，只靠规划司里的官员来着急是没用的。中国每一次对浪潮的成功追赶，核心是给予了参与者公平的市场化激励：既有实现美好生活的物质激励，也有家国情怀的精神激励。在众多独立个体面前，后者是重要的，但前者的效率明显是更高的。

激励硅谷一代代创业潮的，是盖茨、扎克伯格和马斯克等人财富传奇，而不是肯尼迪总统的金句；推动人类突破2nm工艺的，是台积电38%的净利润率，而不是工研院“十万青年十万肝”的号召；同样，中国多次追赶浪潮的动力，根源来自每个参与个体在市场经济下取得合理回报的信心。

只要让社会资源公平地流向最有战斗力的群体，用科学的制度释放他们的创造力，中国人就会不断创造奇迹。